“跃进”年代(9)

　　1962年夏天，中印边境更不平静。

　　自1954年周恩来首次倡导在中印两国关系问题上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来，中印边界的和平共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1959年8月，侵入中国朗久的印军对中国边防部队无端开火，挑起整个中印边界上的第一次武装冲突事件。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周恩来于1960年专门访问印度，商谈和平解决两国边界争端的问题。至1962年上半年，中国方面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努力一直在进行。周恩来为此花费了很大的心血。

　　1962年间，尽管印度军队不断地蚕食中国领土，但中方仍然采取克制的态度。6月4日，周恩来向正在东北访问的柬埔寨王国政府第一大臣宾努亲王表明了中方对于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他说：“我们的立场很明确，一是维持现状，二是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而且主张停止边界巡逻。中国已经通过谈判同缅甸、尼泊尔解决了边界问题，现在又开始同巴基斯坦谈判边界问题，为什么中印边界问题不能这样解决呢？”

　　遗憾的是，印度方面除了继续允许达赖集团在那里进行反对祖国的活动以外，在中印边界采取“前进政策”，向中方领土推进，仅1962年上半年印方就沿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建立了约24个新哨所，就在周恩来与宾努亲王谈话的这天，印方甚至在该线以北的扯冬也设立了哨所。这种情况仍在继续。印方公然地对中方进行的挑衅，引起了边界局势的进一步紧张。正像周恩来在6月23日起草的中央致陈毅并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电中所说：“中印边界问题是一个长期斗争。现在边界上特别是西段边界上，是一个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局面。”周恩来多次向印方表示的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良好愿望，越来越难以实现。边界的武装冲突，显然已经难以避免！（就在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不久，10月20日凌晨，鉴于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对中方发动全面、猛烈的大规模进攻，中国军队被迫开始进行自卫还击。）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中国不能不有所准备。怎么准备，对于广大的党员和群众而言，首先就是要提高警惕，要有一根“阶级斗争”的弦。

　　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国内工作也出现一系列令人担忧的问题。尤其在民族和宗教工作中，问题更为尖锐。

　　5月18日，西藏宗教领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向周恩来递送了一份题名为《通过敬爱的周总理向中央汇报关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群众的疾苦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的报告。这份报告，后来翻译成汉文有7万多字，被人们简称为“七万言书”。

　　当天，周恩来约班禅、阿沛·阿旺晋美、帕巴拉·格列朗杰等人谈话，在充分地听取班禅等人的意见后说：11年来，藏区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在具体工作上，平叛以来发生了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这一点我们的看法也一致。至于对缺点、错误的估计多少，和事实符不符，范围广不广，彼此会有出入的，看法有出入，是思想问题。错误一定要纠正，这一点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是肯定了的。

　　周恩来还说：从反帝、爱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三点上说，我们不仅是同胞，而且是同志。但不是说把你说错的通通听，说错了的要给你指出来，不这样就不是同志式的态度。

　　7月24日，周恩来再次接见班禅、阿沛和帕巴拉等人，进一步就“七万言书”与班禅交换意见。他耐心地说：党中央的政策是要发展民族、发展宗教，而不是像一些人说的要消灭民族、消灭宗教。消灭民族、消灭宗教，就是消灭人民了，就成了消灭自己了，帝国主义才是这样干的。他还强调，在民族问题上。汉族同志要批判大汉族主义倾向，藏族同志要多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倾向。

　　由于周恩来等人耐心细致的工作，不仅妥善地缓释了班禅心中的疑虑，而且制定了有利于搞好西藏及其他藏区工作的有关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