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跃进”年代(7)

　　我们也可以推论——以周恩来对党、国家和人民高度的责任感，在后来“文革”那样混乱的局面下，他也未提出过辞职问题，而坚持“不倒，不走，不死”；在反冒进受挫后提出辞职，应该是周恩来以退为进的策略。

　　周恩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的岗位上前后26个年头，即便有他这次提出辞职和后来林彪、“四人帮”的阴谋篡位，但直到周恩来去世，他的地位从未动摇过。

　　尽管岗位没有变，但八大二次会议后，面对中国大跃进的风潮，周恩来等一批主张反冒进的领导人，却对中国经济建设的走向失去了主要的发言权。

　　1958年夏天，随着毛泽东的头脑发热，全党全国的大跃进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浮夸风和共产风在各地迅速滋长起来了。周恩来等人已经无法再明确表示反对了。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搞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

　　中国进入了一个不顾客观经济规律，只凭主观臆断，甚至“假、大、空”满天飞的年代。

　　当时的报道中，各地争先恐后放生产卫星。有记者甚至拍摄了一张照片——一颗比成人还大的玉米像

　　各级干部的浮夸风、弄虚作假风不断增长，达到惊人的地步。到处充斥着脱离实际的唯意志论。到处飘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等等口号。

　　随着大放生产卫星的形势，8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确定了根本达不到的生产指标，掀起了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

　　苦闷中的周恩来，对用土法炼钢铁一事深表怀疑，他曾让秘书去基层调查。秘书回来告诉他，炼出来的铁大部分是废品。大炼钢铁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周恩来十分痛心。1958年底，当他听说四川省有几百万人还在山上大炼钢铁，并且没有冬衣御寒时，他再也沉不住气了，果断地下令：马上下山。

　　也曾有一些不愿放生产卫星的地方迫于形势的压力，请求周恩来让他们也放点生产卫星，周恩来当即阻止他们放。但是，形势的迅猛发展，最终仍拦不住“上天”的“卫星”……

　　周恩来深知，在现有的领导体制下，只有等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本人觉悟过来，“大跃进”中的问题才能够纠正。

　　毛泽东真正发觉并开始纠正“大跃进”的“左”倾错误，是在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以后。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开会，开始冷静地思考建设问题。他在党内发出了认真阅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两书的建议。

　　直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在铁的事实面前，不得不走上了一条艰难的纠“左”路。尽管毛泽东这一时期头脑发热，但他仍是一位唯物主义者。在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说起1958年大跃进的失误时，提到正在养病的国务院副总理陈云，他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同时他再三提议由周恩来负责编制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周恩来这才重新获得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风卷残云的“大跃进”时期过后，毛泽东于1960年6月18日在上海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一个名为《十年总结》的讲话。在讲到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办钢铁中出现的“乱子”时，毛泽东讲了这样几句话：

　　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

　　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