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跃进”年代(5)

　　“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这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好人犯个别错误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采用这种方法，所以好人也要研究方法论。

　　至此，周恩来更加意识到，无论在建设思路还是在思想方法上，他都很难跟上毛泽东。这一感觉，不仅周恩来有，刘少奇也有。在成都会议上，刘少奇也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思想上有跟不上毛主席的地方，以前对建设速度估计不足。刘少奇还说：“急性病是超过实际可能性的问题，慢性病是落后于运动的问题，人们往往容易看到急性病，而忽视慢性病的危害，应当认识慢性病所造成的损失，绝不亚于急性病。”

　　经过一番反“反冒进”，达到预期的效果后，毛泽东认为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时机已经成熟。

　　3月底，

周恩来等人回到北京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便开会决定召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

　　这期间，毛泽东的心情开始舒畅，而周恩来的心情则极其苦闷。

　　经常去周恩来那里的人们发现，一向最为忙碌的周总理和总理办公室，开始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

　　当时去过西花厅的国家计委的梅行后来回忆道：

　　有一天总理办公室给我打电话，说总理有事情找我，叫我去布置一下工作。我就马上去了。总理正在打

乒乓球，他见我去了以后叫我等等，一会儿把我带到他办公室去，跟我谈工作，十几分钟就完了。谈完以后我就很奇怪，我从来没有看到总理打乒乓球，也没看到他做其他活动，我就问总理办公室的许明：总理今天怎么打起乒乓球来啦？许明表现出心情很难受的样子，她说：你难道还不知道吗？南宁会议以后，总理的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位置被免了。总理因为做惯了工作了，没有工作他会很难受。

　　他们好几位秘书同志见到总理坐在那儿发呆，觉得很难受。后来他们自己攒钱买了一张很破旧的乒乓球桌，还买了乒乓球拍子和球，说是在总理心情很不好的时候把总理带到那去打乒乓球。

　　最能感觉周恩来心情郁闷的是他的秘书们。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后来回忆：

　　1958年4月间，总理在准备八大二次会议的发言稿时，有一天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是作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所以这次发言稿不能像过去那样由别人起草，只能是我讲一句，你给我记一句。再由你在文字连接上，做一点工作。总理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

　　周恩来不用秘书起草发言稿，除了考虑到这次检讨的重要性以外，恐怕还有一层因素——毛泽东刚刚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列了这样一条：“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

　　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开幕。按毛泽东的安排，会议开幕的头一天，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

　　这份报告，是按毛泽东的思路作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发人深思：

　　——报告从“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出发，断言“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

　　——报告肯定：“毛泽东同志提出的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要当促进派、不要当促退派的口号”，“迅速地被几亿人口组成的劳动大军所掌握，成为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

　　——报告以毛泽东的语言再次号召，“全党同志在建设事业中要做‘促进派’，而不要做‘促退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