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跃进”年代(3)

　　1955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搞到150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年夏季北戴河开会“反冒进”。人心总是不齐。……

　　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50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政治局要研究为什么写反冒进的那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那是管我的，所以我不看。那篇东西，格子没有划好，一个指头有毛病，九与一之比，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论……

　　攻击一点，不及其余。

　　毛泽东讲这番话的时候，周恩来不在场。周是13日飞抵南宁出席会议的，但毛泽东的话很快就传到了他的耳中。本已万事缠身神经高度紧张的周恩来，一到南宁，精神顿时更为紧张起来。

　　毛泽东没有因周恩来的到来而对他有所客气，毛并不想降低批评反冒进的调子。

　　毛泽东指责：1956年的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的错误。

　　16日上午，毛泽东公开地在会上点了周恩来的名，他拿着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写的一篇鼓动大跃进的文章——《乘风破浪，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严肃地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在毛泽东的直接迫问下，周恩来只好答复：“我写不出来。”

　　毛泽东继续往下说：“老柯这篇文章把我们都比下去了。上海有100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五分之一，资本主义从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

　　毛泽东以扬柯庆施来贬周恩来，其中的意思，敏感的周恩来已经察觉。

　　与毛泽东相呼应，康生、柯庆施等人在会上也大批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

　　参加会议的薄一波后来这样回忆：

　　这次会议，毛主席对总理批评得很厉害。毛主席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会上，康生是得彩的，柯庆施、李井泉是很积极了，对总理的批评其态度很是使人难堪的。

　　会议整整开了十几天，大会小会，非常紧张。

　　既然是“方针性错误”，是与右派“只剩了50米”的错误，周恩来只得当面向毛泽东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们作检讨。为准备检讨，周恩来从到达南宁的那天起，几乎天天约请参加会议的有关人员谈话。

　　薄一波看出来，周恩来的思想并没有真正转过弯来，但组织原则驱使他不得不作检讨。薄一波后来回忆：

　　周总理不得不在这次会议上自我检讨，我说这个检讨呢，叫做不得不检讨，应该打上括号。

　　1月19日晚上，心情沉重的周恩来在会议上开始作检讨性的发言。

　　在他的检讨中，总的精神是不得不认错，把毛泽东所说的反冒进这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的责任全都揽到自己身上。

　　周恩来认为：这个“错误”的产生，是由于没有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变革后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现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看不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

　　一些主张反冒进的同志从周恩来的许多话中，听出了违心的成分。周恩来说：

　　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委员会、四十条、多快好省，使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也减少了一些项目。

　　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

　　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他们理解，在会议的紧张气氛下，周恩来除了这样做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主动承担责任，是他的一贯作风。

　　在南宁会议上，周恩来能不能进一步抗争呢？应该说，抗争是有可能的，但却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在方针性的问题上，公开暴露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甚至在毛泽东思路明朗化的情况下，与毛泽东顶着干，效果肯定会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