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冒进(9)

　　周恩来不同意这种说法，当即指出：

　　冒、松、紧、分这四个字不能并提，主要是冒了。不但年度计划冒了，远景计划也冒了，而且把年度计划带起来了。因此，现在我们主要应该批“左”。

　　周恩来认为，主要的经验教训应该是头脑发热，建设速度盲目加快。

　　八届二中全会开幕的前一天，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对三个星期来的讨论作总结发言。他提醒人们，中国的建设要汲取苏联的经验：从苏共20次代表大会批判斯大林以来，暴露了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少问题。苏联发展重工业多，束紧腰带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农业发展缓慢，经过39年，产量仅高于沙皇时代的最高年产量。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忽视农业的影响，苏联现在还没有纠正过来，这是需要时间的。……斯大林的经济理论有值得怀疑之处。中心就是一条，搞重工业不要失掉人民，否则就没有了基础，就成了沙滩上的建筑物。

　　言下之意，中国必须走自己的建设道路。周恩来接着将反冒进的思想与从中国实际出发结合起来论述，他说：

　　我们要在人民需要的基础上建立重工业，重工业要

　　对于高指标应该勇于抵制，敢于修改，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指标一经确定，就神圣不可侵犯的提法就是迷信。

　　毛泽东提出的十大关系主要的是经济关系，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中的关系摆得是否恰当。摆得不恰当，经济基础即不巩固。但是，要把各方面的关系摆得恰当是不容易的。

　　从我们国家大，很落后，人口多的实际和“要建设，要注意人民生活”的原则出发，我们现在根据可能把原来设想的建设速度放慢，不能算是错误。

　　他还以自己的理论胆识，特意告诫国务院的领导成员们：

　　明年度的计划必须采取退的方针，指标可能要回到北戴河会议的方案上，目的是要保持平衡。这不发生“左”倾、右倾的问题。不像政治方面，“左”了就是盲动，右了就是投降。”

　　经过统一思想，为开好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准备了条件。

　　11月10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开幕。当天，周恩来作了《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

　　这份报告，围绕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阐释了“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思想，总结了“一五”计划的经验教训，继续批评了1956年的急躁冒进倾向。

　　周恩来在阐述今后的工作方针时，明确地指出：经济工作在今年冒进之后，应该适当地放慢明年的速度，使失去平衡的比例关系经过合理的调整后较快地恢复过来，为今后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作准备。

　　实际上，这个报告是一个从实际出发的“促退”报告，为八届二中全会开成一次继续反冒进的会定了主调。

　　同一天，刘少奇在《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中，也明确表示赞同周恩来和陈云等人的看法，他说：

　　昨天陈云同志也讲，他主张宁愿慢一点、慢一年两年……每个五年计划慢上一年稳当一点，就是说“右倾”一点。“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一些，还是“左倾”一点好？……昨天有同志讲，慢一点、“右”一点，还有一点回旋余地，过了一点、“左”了一点，回旋余地就很少了。

　　刘少奇的说法，与周恩来如出一辙。周恩来说过在经济建设方面“左”和“右”的问题，与政治方面是不同的，“左”不等于盲动，“右”也不等于投降。这是从理论上对建设速度的一种表述。而刘少奇在这次讲话中则直截了当地表示了赞同“‘右’倾一点”、“‘右’一点”的提法。

　　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的努力下，八届二中全会开成了一次全面地贯彻八大经济建设方针的会议，从理论和实践上成功地实现了反冒进的目的。它保证了会后积极稳妥地贯彻执行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扎扎实实地开展建设工作。在八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促动下，1957年，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最大成效的一个年头，稳稳当当地为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收了一个好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