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冒进(4)

　　毛泽东的心气很高，以致对10.9％的发展速度，他仍嫌“慢了一点”。虽然他只是要国务院的人“在工作中掌握”，没有要求马上就往高处更改，但毛泽东的求快心理，立即造成了实际工作中急、冒的惯性。

　　由于急于求成思想的惯性作用，国家计委当时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15年远景计划纲要（草案）》第三稿中的各项指标仍居高不下。其中规定，到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13.4％；粮食产量每年递增7.4％（由于1953年到1955年粮食产量每年只增长了3.9％，因此，在1956年到1967年的12年中每年必须递增8.2％）。

　　3月1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积极领导先进生产者运动的通知》，对工人们高定额的生产运动大加赞赏：

　　“大批工人打破了陈旧的定额，创造了新的更高的定额。中共中央认为我国工人阶级这种以革命精神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表现是十分宝贵的。”

　　在这种形势下，国务院3月25日下达了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尽管压缩了，但仍未能真正把一些主要指标压下来，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物资的供需矛盾。

　　到4月上旬，经济建设上严重的紧张局面开始显现出来：财政紧张，钢材、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因过多地动用国家物资储备，造成国民经济紧张……

　　鉴于4月上旬以来国民经济紧张的局面，周恩来明显地感觉到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仍然是一个冒进的计划，据此规定的1956年、1957年和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速度的远景计划，自然也是冒进的。周恩来为此忧心忡忡。

　　周恩来忧虑的，还不仅在于计划本身，他更担心的是党内某些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本人的求快思想，以及所带来的全党的急躁冒进情绪。

　　4月份，周恩来多次召开国务院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研究经济建设指标问题。他认为，盲目追加建设投资，必然带来经济秩序的混乱。为了掌握生产第一线的实情，他还亲自到鞍山、抚顺、天津等地视察钢铁工业的情况。

　　4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听取李富春汇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和15年远景计划的设想时，多次就正确处理重工业与轻工业、沿海与内地、国防建设和行政开支与经济建设和文教建设、中央与地方、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等问题讲话。

　　周恩来预感，这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系统总结，它将有利于对下一步的建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4月2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借机阐释了毛泽东所说的要正确处理的几个关系，他解释说：

　　“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对的，但忽视了农业就会犯大错误。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对农业的忽视不能不影响到工业。”“重工业搞多了，轻工业就要少搞。”不要怕搞轻工业，搞轻工业，国家、人民有利可图，又积累了资金。“为了国防，防止战争，重点建设在内地是可以的”。“国防工业应搞在内地，不要搞在沿海，但沿海原有工业，有利可图，也可以扩建，使技术设备充分发挥。”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注意了个人利益，也就照顾了集体利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虽然“存在着矛盾，但不是对抗性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是集权还是分权的问题”。“注意分权也就是为了集权”。二者“也是辩证的，不是绝对的，否则就犯错误”。苏联在这个问题上就“过分集中了”。“我们是在集权之下的分权，不是只有分权。发挥地方上的积极性，就有利于集权。”

　　4月25日至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问题讲了话，进一步阐述了十种关系（即后来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毛泽东的讲话，引起周恩来极大的重视，他迅速在国务院系统作了传达，并深有体会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