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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改变计划的周恩来幸免于难,悲愤中,他对劝说他不要再去万隆的代表团其他成员和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说:“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进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去的,即使发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了不起!” 邓颖超也从北京致信叮嘱他小心行事。第二天他复信说: 感谢你的好意和诤言。现将来信捎回,免得失落。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 在昆明期间,中缅试航终于成功。4月14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乘坐从印度航空公司租借来的另一架专机“空中霸王号”,飞抵仰光…… 4月16日下午6时,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又由仰光登机,飞往雅加达玛腰兰机场。当顺利到达的周恩来出现在机舱门口的时候,前来迎接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和各界人士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对周恩来的勇气表示极大的敬佩。 4月17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现在万隆机场,各国记者从他在机场发表的讲话中听出了中国人为促进国际合作不畏危险的坚定信心: 中国代表团是抱着对于和平和友好的热烈愿望,前来参加即将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的。 我不能不指出有些人是不喜欢我们这个会议的。他们正在力图破坏我们的会议。 亚非会议一定能够克服各种破坏和阻挠,并对于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对于维护亚非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做出有价值的贡献。 尾随周恩来到来的国民党特务,在印度尼西亚也安排了一系列的暗杀计划,企图阻拦周恩来如期出席万隆会议并置周恩来等人于死地。印尼方面为此实施了严密的防范措施。 4月18日上午,周恩来仪态自若地走进“花城”万隆的独立大厦,如期出席亚非会议的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成员,再次成功地在国际舞台上亮相。 从18日到19日,会议的发言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亚洲各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冲突。一些国家代表或因偏见,或因不明真相,或受到挑唆,在发言中把矛头指向了共产主义制度。他们攻击:“共产主义统治是一党专政和独裁。”声称共产主义是一种“颠覆性的宗教”。有的直言:中国在边境省份设置自治区意味着共产主义对邻国的“渗入和颠覆活动”,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也是对所在国的威胁。 毋庸置疑,这是对“红色中国”的挑战。会场一度出现紧张气氛。 如何回答?各国代表注视着周恩来。 亚洲各国的分歧和不同点显然是存在的。对此周恩来头脑非常清醒:求同存异。 根据中央所给的“视会议情况采取灵活的应变策略和办法”的授权,周恩来当机立断,决定将原来的发言改为书面报告散发。他决定利用休会的短暂时间另行起草一个补充发言稿。不一会儿,一篇内容极其精彩的即席讲话稿就准备好了。 4月19日下午4点左右,根据大会主席的安排,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周恩来发言。 周恩来从容地走上讲台,面对会场上一齐投来的关注的目光,他言简意赅,开门见山:“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 会场一下子安静下来,人们屏息倾听周恩来的发言: 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周恩来没有避开有人攻击共产主义的锋芒,这点让大家非常钦佩。他们想听中国总理怎样解决亚非各国的不同看法。周恩来继续往下说: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共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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