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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12月,由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倡议的亚非国家首脑会议,得到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一致同意,五国总理在印尼茂物举行的会议上正式提出召开亚非国家首脑会议,并一致同意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参加。 1955年1月15日,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代表五个发起国,正式邀请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将于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 1月22日,周恩来接见印尼驻华大使莫诺努图,正式接受了邀请。 对周恩来而言,这是他代表新中国第二次出席重大的国际会议。这次任务同样极为艰巨。一方面,由于亚非会议的宗旨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扩张侵略政策是根本对立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将想方设法阻止亚非会议的召开。另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29个亚非国家之间也不是铁板一块,它们既有共同利益——共同点,又有许多矛盾——不同点。协商一致,肯定是很艰难的。 但是,中国可以利用出席这次会议的机会,参与国际重大问题的解决,打开新中国外交局面、增进国际交往和广交各国朋友。 为此,周恩来事先为中国代表团确定了总方针:和平共处,求同存异。 这一方针,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首肯。周恩来还得到授权:可以视会议情况的变化,采取灵活应变的策略和办法。 方针有了以后,并不是万事大吉了。中国代表团和周恩来本人所要遇到的困难,远远要比预想的要严重得多。 正在周恩来主持起草出席会议方案的时候,周恩来突患急性阑尾炎,他不得不于3月12日至28日住院接受手术治疗。 出院后,医生对他作了几次身体检查,认为虽然恢复很好,但给他本人和中央留下了几条重要建议: (一)乘坐汽车两三小时需休息一小时。 (二)腹部应包腹带。 (三)注意饮食。 (四)除有黄树则同志照顾外,另派外科专家王历耕主任送至我国边境。 为何医生的建议中要限制他长时间乘坐汽车?这与他的新任务有关。4月3日,刚出院的周恩来接见缅甸大使吴拉茂,同意吴努总理提出的先去仰光参加中国、缅甸、印度、埃及和阿富汗等国总理小型非正式会晤的建议。但他提出:4月15日前两三天到达仰光恐怕有困难,因为根据医生的嘱咐,要在动手术后四星期才能乘坐汽车旅行,而从昆明到中缅边境需时五天,因此最快也要到4月14日才能进入缅甸境内。进入缅甸境内以后,希望缅甸政府给予协助,以便当天飞往仰光。 国际社会对周恩来将出席万隆会议并从香港出境一事早有关注,但周恩来将先到缅甸参加小型会晤一事,并未让外界知晓。 与此同时,一个由台湾国民党特务制订的谋杀周恩来的方案也已出台,他们盯住了中国代表团租用的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断定周恩来必走香港无疑。 只有印度尼西亚大使莫诺努图最早得知周恩来的行踪。就在周恩来同意走缅甸的当天,他告诉印尼方面:这次将应吴努总理的邀请先去缅甸,中国代表团所包租的另一架印度航空公司的“空中霸王号”专机,将从仰光直飞雅加达,不经过香港。 中缅尚未通航,如何去缅甸?一是按原计划从中缅边境坐5天的汽车过去,一是加紧试航。两个方案,都必须从西南边陲的昆明出境。 4月7日,周恩来带着尚未完全恢复健康的身体,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一部分人离开北京经重庆前往昆明。 周恩来到达昆明后的第三天,即4月11日,中国代表团的另一部分人员按原定计划,乘坐预先包租的印度航空公司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 当晚,周恩来接到确切消息,“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被证实已经失事。据境外通讯社报道,“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后不久,即在空中发生爆炸,坠于南海,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11人全部遇难。事后证明,这是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企图暗杀周恩来、破坏亚非会议的“一号”行动计划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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