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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日内瓦会议各方代表在取得共识后,终于签订了《越南停止敌对行动协定》、《老挝停止敌对行动协定》和《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协定》。 和平又一次压倒了战争,在这一行动中,周恩来无可争议地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当天,尽管美国代表顽固地宣布不参加《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的签字,但是,这一宣言仍然如期在日内瓦会议上通过,美国把自己放到孤家寡人的位置上,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却取得了出乎人们意料的结果。 国际社会开始真正认识周恩来。 日内瓦会议后,在国际上有人这样称:新中国外交为“周恩来的外交”。 周恩来的外交,是高度的原则性与灵活的结果,是政府外交和民间外交的结合,是讳莫如深的政治与情感交融的私交的结合。 初登国际会议舞台,周恩来不仅利用机会对参会各国开展了外交往来,而且与势不两立的美国开始了官员接触。从这次会议开始,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拉开了帷幕。这是周恩来对新中国外交的独创,在中美两个大国互不承认的对立状态下,中美大使级会谈从日内瓦进而到华沙,成为两国沟通的重要渠道。 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还用艺术架起了友谊的金桥,向各国来宾介绍了中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1952年国庆》、《锦绣河山》、《中国杂技团》、《白毛女》、《翠岗红旗》、《敦煌壁画》、《葡萄熟了的时候》、《草原上的人们》和《孽海花》等影片。 对影片放映的安排,周恩来独具匠心。 从纪录片《1952年国庆》中,人们看到了从世界东方站立起来的新中国人民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有人看了以后说:再不能拿1949年前的眼光看中国了。一位瑞士记者在报道中说:“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的姑娘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跨过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发出轻轻的赞叹声。” 为让西方人全面了解中国,周恩来又安排了一部精彩的中国爱情片——越剧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并特意在放映前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只要在请柬上写上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并在放映前作3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语要有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不再作其他解释。”影片放映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人们看到了共产党人对爱情的诠释。一位印度记者看后惊叹:“新中国成立不久,就能拍出这样的片子,说明中国的稳定。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 配合日内瓦会议上中国式的外交,周恩来又授意将《梁山伯与祝英台》在会外放映了几次。电影,也成为周恩来与国际友人交往的纽带。 7月18日,周恩来在日内瓦宴请了定居瑞士的世界著名电影艺术家卓别林及其夫人。与这位国际和平奖得主交流了对世界和平的看法以及中国的文艺工作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请他欣赏中国的影片《草原上的人们》。后来周恩来又派专人将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送给卓别林。 1954年7月23日,当周恩来结束历时三个月的国际会议,率领中国代表团飞离日内瓦时,新中国欣欣向荣的面貌和周恩来折冲樽俎的外交形象,深深地留在了国际政治舞台上。 就在这期间,由周恩来首先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以及中印、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始被逐渐推向国际政治舞台。 由于中国代表团和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成功亮相,北京的声音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新中国的外交局面开始打开。有人预感,亚洲和非洲的事务,没有新中国的参与,是很难解决的。 正在这时,亚非各国人民呼吁联合起来共同反帝反殖、维护世界和平与民族独立的意愿越来越强烈,亚非一些国家领导人也希望坐下来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一次历史性的盛会——亚非会议已经在酝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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