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冲樽俎(3)

　　下火车时，他见到了前来迎接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外交部长维辛斯基、驻华大使罗申等人。

　　中国东北的寒冷，周恩来早在少年时期就领教过，而莫斯科的严寒，则更胜一筹。面对车站站台上刺骨的寒风，1997年冬天，为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笔者参加制作大型文献纪录片《周恩来》，曾专程到莫斯科雅罗斯拉夫火车站拍摄外景，亲身感受到了车站站台上的严寒。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

　　我这次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来到莫斯科，参加巩固中苏两大国邦交的会商。……中苏两大国家进一步的友谊与团结，对于世界和远东的和平进步事业毫无疑义将有重大的意义……

　　周恩来到达莫斯科后，毛泽东的受冷落感和担心，顿时消失了许多。用驻苏大使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的话来说：“周总理来后，即去毛主席住所研究中苏会谈问题。毛主席的住所热闹起来。”

　　周恩来的到来，使中苏两国的接触又呈现出活跃的气氛。有周恩来在，这时的毛泽东显得很轻松。周恩来也迅速进入他极为擅长的谈判角色。

　　对周恩来的外交才能和谈判特长，毛泽东是最为了解的。毛泽东曾多次赞许过：“周恩来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

　　周恩来不愧为谈判能手，谈判一开始，他便掌握了谈判桌上的主动权。当时的随团翻译师哲后来回忆道：

　　开始，苏方按周总理说的基本思想和大体内容，写了一个草案给我方看。周总理看后说：“不对，我说的很多，内容没有全包括进去，要修改。”当即把王稼祥、陈伯达叫来商量，同时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说，我们自己重搞一个吧。

　　苏方同意由周恩来起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周恩来不负众望，经过两天的会谈，他便拿出了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草案。在条约的名称上，周恩来颇费心思，最后他增加了“互助”两字。这是周恩来在外交场面上的独特发挥。有无“互助”两字，含义是不一样的。“互助”，表明两国的关系是互惠互利的，是平等的。既是同盟，又互有独立性；既标明了新的历史意义，又与旧条约区别开来。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这种发挥，历来是极为欣赏的。经毛泽东同意后，师哲将条约草案翻译成俄文。

　　1月24日，周恩来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苏联外长维辛斯基。

　　师哲回忆说：“苏方没有改动多少，表示满意。看来，这是出乎他们意料的，他们没有想到我们会提出内容这么充实的条约。”

　　自1月24日以后，周恩来着手起草《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等文件。经过周恩来、米高扬以及中苏双方人员反复协商，条约和协定终于谈定。

　　2月14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了签字仪式。毛泽东和斯大林出席，由周恩来和维辛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文本上郑重地签上了名字。

　　《条约》规定：为反对侵略和保卫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两个协定分别规定：苏联放弃在中国享有的特权，在1952年末以前将中苏共同管理的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给中国政府。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从旅顺口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国，中国政府负责偿还苏联自1945年以后在此处的建设费用。苏联政府在1950年到1954年5年内，以优惠条件贷款给中国3亿美元（年利1％），作为中国偿付苏联所交予的机器和器材之用。

　　条约的顺利签字，表明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出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签字仪式上，周恩来充满喜悦地说：“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签订，对于新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说来，是特别重要的，将有助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