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五反”(7)

　　9日谈完话时，周恩来叮嘱许涤新：你回到上海后，将以上几点转告上海的资产阶级。

　　许涤新赶回上海，正赶上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他立即将周恩来的谈话内容向陈毅和副市长潘汉年做了汇报。陈毅是个直性子人，一听许涤新传达的周恩来的话，兴奋地说道：“总理的指示来得真及时。明天你就在大会上放他一炮，统战统战，不应只统不战。”

　　有了周恩来总理的尚方宝剑，第二天许涤新在大会上发言，转达了周恩来对他讲的限制资产阶级的“五个不能”等意见……

　　也许是会场的人们听出了这番话的分量而鸦雀无声，也许是自己因激动而声音太大，后来许涤新惊异自己的声音竟如此之大，因为自从进了上海，他还是头一次用这样大的声音讲话，用这样尖刻的言辞批判工商界的种种错误。

　　据说当时在场的一位熟悉许涤新的资本家侧身对旁边的人耳语道：“许涤新是一个并不随随便便放炮的人，他突然放出这么一炮，这很可能是不祥之兆。”

　　许涤新这一“炮”，使敏感的资本家们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

　　身经百战的陈毅认为无需躲躲藏藏，到会议结束的那天，他亮了底牌：“许涤新放的这一炮，是相当厉害的。现在我把真相告诉你们。他的那一番话，是周总理要他来说的。周总理希望上海工商界服从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中国不是有一句老话吗？‘君子爱人以德’。许涤新传达周总理的指示，你们要仔细思量，这对你们是有好处的。”

　　许涤新在市人大放的这一“炮”，后来被一些“懂行”的资本家称作“五反”运动的照明弹。

　　的确，这颗“照明弹”，是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周恩来让前哨部队放的。在战略的总指挥部——中南海，周恩来和毛泽东等人有关清除“五毒”的决策，已经做出。

　　进入1952年，周恩来在第一天即1月1日就主持

　　抓住关键，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指示》要求在全国大中城市，“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

　　《指示》中说明，“五反”斗争是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三反”斗争而进行的，“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

　　命令下达后，“五反”运动很快开展起来并形成高潮。

　　“五反”是针对资产阶级的，但它并不是要消灭资产阶级；“五反”的确是一场斗争，但它是一场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而并不是一场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这是一场政策性、策略性极强的斗争，搞不好会出现偏差。只有认清“五反”运动的性质，才能恰到好处地开展这一运动。

　　为防止出现方向错误，周恩来在3月8日主持政务院第127次会议时特别强调：

　　资产阶级向我们发动的进攻是一场阶级斗争，但性质属于经济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因此，“五反”运动是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我们开展这一斗争，是为了团结资产阶级，使它去掉“五毒”，是为了保证《共同纲领》的实施和国家经济的社会主义前途，而不是消灭资产阶级。斗争虽然激烈，但通过斗争，统一战线内部是更加强了。

　　3月28日，周恩来在主持政务院第130次会议时，又强调了“三反”、“五反”的两条基本原则：

　　“过去从宽，今后从严”；

　　“‘三反’从严，‘五反’从宽”。

　　为何有的“严”有的“宽”？周恩来解释了其中的原因：“三反”是对国家工作人员的，他们有职有权，因此对贪污者要从严惩办。“五反”中工商户违法的数量大，但严重违法户只占5％，因此判罪应从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