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五反”(6)

　　——偷工减料，甚至在承办抗美援朝军用物资中，有的用废胶、次胶制造一穿就断底的胶鞋，用方铁等制造一撞就断裂的铁镐，用油桶皮制造一铲就卷刃的铁锨……这些东西卖到了志愿军手中；还有的丧尽天良地用臭牛肉、坏牛肉、死猪肉制成罐头，用坏鸡蛋、胡萝卜粉制成蛋粉，用发霉的面粉制成饼干，在咸菜中掺进沙子，供应朝鲜前线，使志愿军不仅不能吃饱吃好，甚至中毒致死；更有甚者，用从尸体上和垃圾堆里拾取的腐烂棉花制成急救包，以高价卖给志愿军。志愿军用了不法奸商制造的劣质青霉素等药品和带有病菌的急救包，在抢救伤员时，非但无效，而且造成不该得到的终身残疾，甚至因此而牺牲。

　　——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和行贿。为了获取经济情报，资本家先是通过所谓的“交朋友”，称兄道弟，捧场拍马，拉拉扯扯，请吃请喝，请看戏打牌跳舞，建立“感情”，然后送东西，由“夏天送瓜，秋天送蟹”，逐步发展到送珍贵药品、衣料服饰、成套家具、钞票、佣金、回扣、

　　与来自党政机关内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这“三害”不同，工商界出现的问题则是来自外部的威胁。这些被人们称为“五毒”的东西，它像白蚂蚁一样迅速繁衍，同样啃噬着共和国的房梁。

　　“三害”不除，祸国殃民；同样，“五毒”不消，国无宁日！

　　上海是“五毒”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除“五毒”得从上海开刀。

　　进入1951年秋天，上海市工商界召开全市代表会议，华东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许涤新在大会上作报告，毫不客气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的不法行为。市长陈毅对许涤新的报告大加赞赏。陈毅早有同感，曾说：“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很多不法分子，别具肝肠，另做打算。在他们获得了政治上的地位和经济上的高额利润之后，他们不但不感激工人阶级和共产党，而竟忘恩负义地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猖狂地进攻。”

　　经陈毅同意，许涤新的报告在上海《解放日报》头版全文刊登。

　　这份报告，引起了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

　　这年11月下旬，许涤新到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统战会议，接到周恩来秘书的通知：“总理要找你谈话。”许涤新预感，此时总理约见，必有要事。他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12月5日和9日，周恩来两次约见许涤新，询问上海工商界的情况。许涤新和盘托出。周恩来陷入深思。资产阶级为追求暴利，力图摆脱国家的管理和国营经济的领导，这一问题越来越严重！绝不可等闲视之。

　　周恩来严肃地对许涤新说：

　　共产党对资本主义政策是既有利用又有限制的。

　　第一，不能孤立地讲公私兼顾，而一定要在服从国家经济领导的条件下讲公私兼顾。

　　第二，不能抽象地讲劳资两利，而一定要在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前提下讲劳资两利。

　　第三，不能提倡盲目生产，而一定要逐步实现国家生产总计划的领导。

　　第四，不能容许谋取暴利，而只能在国家规定的限度内或议定的价格内取得合法利润。

　　第五，不能容许行贿、欺诈、偷漏、盗窃、引诱等犯法行为继续发生。

　　周恩来还强调：

　　资产阶级的思想，也有黑暗的一面……必须加以限制，使其服从国家生产计划。统购、统销、议价等都是对资本主义的限制。我们不讳言限制资本主义。我们只能走向社会主义而不能走向资本主义。

　　许涤新明白，周总理是让他进一步从资本家试图脱离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和其破坏市场正常运作方面，对其进行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