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五反”(5)

　　毛泽东的决心更是不可动摇的：“对于这样的叛徒和蛀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

　　为充分体现民意，中央决定进一步了解群众对刘、张二犯量刑的想法。

　　1951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征求了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对刘、张二犯量刑的意见。

　　地委一级：在家的8位委员一致同意处以刘青山、张子善死刑。

　　一般党员干部：

　　对刘青山，552名党员干部有535人同意判处死刑，有8人认为可以判处死缓，有3人认为可以判处无期徒刑，有6人认为应判处有期徒刑；

　　对张子善，有536人同意判处死刑（比对刘青山时多一人），有7人认为可以判处死缓，有3人认为可以判处无期徒刑，有6人认为应该判处有期徒刑。

　　随后，又在民主人士中征求了意见。

　　毫无疑问，绝大多数人同意判处这两人死刑。这就是民意。

　　根据确凿的事实和民意测验的结果，毛泽东、

周恩来等人最后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按照法律程序，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本人全部财产。

　　刚刚建国，我们太缺少干部了，就在杀刘、张前后，周恩来还多次说过：建设一开展，干部和人才就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干部不足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毕竟，当年的刘青山才36岁，张子善38岁，都是青春年华。战争年代他们都没有被钢铁炮弹打倒；摧毁他们的，是和平时期的“糖衣炮弹”。

　　毛泽东和周恩来得知黄敬要来说情一事后，明确表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2月4日，周恩来就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置问题复电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电文果断、有力而不容置疑：

　　“准予将二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全部财产。”

　　处决刘、张的枪声，始终在中华大地上回荡，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党管干部问题上的果敢决策和高瞻远瞩的风范，至今仍被世人传扬。共和国的大厦，仍巍然屹立……

　　解决了刘青山、张子善的问题后，周恩来的心情并不轻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面临的考验是多方位的。

　　开国伊始，鉴于当时的形势和任务，中共中央采取了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稳住城乡资产阶级，并制止了一些自发、半自发的对资本家的斗争。同时实行了调整公私工商业的措施，挽救了私营工商业的经营困境。

　　然而，随着私营工商业的复苏，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军需订货猛增，资本家唯利是图的本性充分地暴露出来。他们极力摆脱国家的控制，甚至违法谋利。许多不法工商户大肆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并且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这些现象，在1951年前后越来越严重。

　　1951年同1950年相比，全国私营工业的户数增加了11％，生产总值增加了39％，私营商业的户数也增加了11.9％，批发额增加了39.9％，零售总额增加了36.6％。新中国刚刚建立，资本家便获得了高额利润，许多资本家在这一年中大发横财。

　　那些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仍然感觉到不满足，他们发财的欲望变得更加贪婪，以致置国家的

政策法规于不顾，开始大肆地偷税漏税。部分调查表明：天津市在1807家纳税户中，有偷税漏税行为的占82％；老牌商业城市上海更严重，在351家纳税户中，有偷税漏税行为的占99％。偷税的税额也相当巨大，一般占应付税款的50%，有的甚至高达80％。

　　与此同时，为了赚钱，许多资本家使尽了一切不正当的手段：

　　——盗骗国家资产，买空卖空，虚报成本，提高价格，隐匿应由国家没收的敌伪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