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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中财委又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到12月,平抑物价的行动基本结束,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者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全国物价已经趋向平稳。 尽管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是极为艰难的,但是对于开国总理周恩来来说,身上担负的,是人民给予的重担,他必须加倍努力,主持百废待兴的共和国经济工作…… 从1949年10月到1952年底,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新生共和国的经济形势逐渐恢复,一年一个新局面: ——194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的一年,到这一年的年底,新生的人民政权已经控制了整个国家经济的命脉。但由于刚刚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财政出现巨额赤字,物价猛涨,市场混乱。新中国经济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1950年,通过统一财经工作和调整工商业等重大举措,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这一年的经济工作,周恩来是这样总结的:“在经济战线上,我们打了一个胜仗,就是把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个由物价波动、经济危机造成的严重现象扭转过来了,人民生活得到了安定。”然而,这一年的财政收支逆差却有二亿九千万。所以周恩来认为所取得的成绩“还不是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 ——1951年,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开始出现明显的好转,工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十九,交通运输也有了较大的发展。这年的财政收支相抵,有了十亿六千万元的结余。这是新中国财政第一次出现收支平衡且略有结余的一年。 ——1952年,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工作已经胜利完成,国家财政经济情况已根本好转。在这个时候,对于中国的国民经济而言,若要进入一个大规模的计划建设时期,基础已经具备了,有利的条件也有了。 1949年至1952年,对周恩来领导的政务院来说,是一个最严峻的考验期,一场严峻的考验下来,周恩来领导下的人才济济的政务院,已经交出了一份初试的满意答卷。 无论多么困难,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交出来的经济答卷,中国人有目共睹,全世界有目共睹——它绝不是一张不及格卷,更不是有人预言的“0分”卷。 对这张卷子的分量,周恩来做了一个让人无可辩驳的概论: “帝国主义再三地认定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被这些看来是无法解决的难题所压倒,而不得不向他们求救。但是,一年来的经验证明:帝国主义的预言家是破产了;中国人民在经济战线上如同在军事和政治的战线上一样是胜利了。” 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中共中央决定,要不失时机地开展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 1951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了“3年准备,10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重大决策。按照这一决策,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开始编制中国社会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新中国的第一幅建设蓝图。 决策有了,接下来政务院立即组织人手着手编制“一五”计划。经周恩来提议,成立了一个由6人组成的核心领导小组,他们是: 周恩来——政务院总理 陈 云——副总理兼中财委主任 薄一波——中财委副主任 李富春——中财委副主任 聂荣臻——代总参谋长 宋劭文——中财委计划局局长 六人小组,以周恩来和陈云为首,由陈云具体领导。在周恩来的督促下,中财委加紧研究制定“一五”计划的方案。通过摸底、研究、讨论,到1952年6月,各大区和各工业部门上报的经济建设指标已经汇总到中央财经委员会。根据这些指标和中国人民渴望早日告别贫困落后状况的愿望,中财委很快拟出了《1953年至1957年计划轮廓(草案)》。 六人小组成员宋劭文后来深有感触地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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