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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8月，在彭真主持和聂荣臻的参与下，对晋察冀推行的各项方针政策，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总结，制定了《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因为纲领恰恰是20条，所以称为《双十纲领》。这个纲领被延安《新中华报》称为“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民主主义的施政纲领，是最适合目前抗日需要的”。纲领受到晋察冀各阶级、各阶层的热烈欢迎。它使边区建设取得了进一步的成就，使根据地日趋巩固，对游击战争的坚持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根据地火热的斗争生活，给了当时任抗大二分校大队政治委员的傅崇碧以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回忆说： 1938年秋天，我从抗大来到了晋察冀边区。我们首先到了蛟潭庄、城南庄等地。以后又到了根据地其他地区，亲眼看到和亲身体会到了模范抗日根据地的大好形势。我们每到一处，都强烈地感受到当地的人民群众对共产党是那么的拥护，对日本侵略者是那么的仇恨。我们看到有许多老人和儿童在村里站岗放哨，组织得非常好。边区的人民群众真正是被发动起来了。我们到这里后还碰上了赶集市，这是我们来之前所没有想到的。赶集的人成千上万，熙熙攘攘很是热闹。集市上吃的、穿的、日用的，什么东西都有。可以看出，根据地的生产是抓得很不错的。更令人惊叹的是当地群众对敌人竟没有一点害怕的样子，完全像是生活在一个和平、安全的环境中。只要敌人或敌机一来，放哨的人就会敲钟。听到钟声，人们就极有秩序地分散、隐蔽起来。对于我们初到晋察冀的人来说，那里真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我来到晋察冀边区不久，就参加了陈庄战斗。这次战斗虽然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但是有许多村庄都被敌人烧光了。我看到老百姓一不害怕、二不悲观，很快就在废墟上建起了自己的房屋。晋察冀边区的文化生活也很丰富，搞得非常活跃。我记得1939年冬，贺龙率一二○师要回晋绥去，军区为他们组织了演出、篮球比赛等文体活动。文工团、体工队、各军分区的领导人及军区的干部们都参加了各项活动。快过年时，乡村里到处都可以看到跳秧歌舞、踩高跷和唱戏的人们。在敌后根据地文化生活开展得这么好，的确是不多见的。在晋察冀边区，报纸从来没有间断过，我们天天都有报纸看。敌人来“扫荡”时，印刷机用牲口驮着走，走到哪里在哪里印报，然后再通过民兵把报纸分送出去。根据地对培养干部非常重视。部队连以上干部都要在抗大二分校进行训练，民兵队长都必须在学校接受半年时间的训练，学习怎样埋地雷，怎样打游击战等。边区还办了党校，专门学习党的政策、法纪等。对这一点聂司令员抓得很紧，他经常到学校或教导团讲话，鼓励大家好好学习。在根据地，军民关系是非常融洽的。当地群众抗日救国的热情很高，信心很足。那时，军工厂做地雷缺铁，群众知道了就把庙里的大铁钟拿来烧化了做地雷。在老百姓家的门窗上，到处可见挂着的手榴弹、地雷，敌人害怕极了。再有就是群众家家户户挖地道，和敌人展开地道战。军民关系很密切，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共同抗日，那种军民团结打击敌人的气氛是令人难忘的。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光辉成就，特别是在实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方面的突出成就，与国民党统治区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负担不仅没有减轻，而且苛捐杂税愈益繁重，人民不堪重负。国民党军队依靠“抓壮丁”的办法，把老百姓绳捆索绑地驱上前线。因此，从大后方来到敌后根据地，如同发现了一个新天地。对晋察冀尤其赞美不已。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曾在晋察冀作了6个多月的考察，在15个县、500多个村庄进行了调查访问，后来写了一本影响颇大的书：《华北敌后——晋察冀》。他在书中热情地呼喊道：“抗日民主之花开遍了华北！”“华北是我们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征服的！”他称晋察冀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模范的抗日民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晋察冀边区，象征着中华民族解放的胜利，象征着新中国光明灿烂的前景。它的名字深深地铭刻在人们心头的深处，激荡着每一个爱国者，每一个有志气的中国人，特别是鼓舞着年轻一代的希望和向往。”最后，他大声赞美道：“晋察冀边区是新中国的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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