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王内圣(3)

　　1937年11月16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随从一行十余人，登上了民生公司派的专轮“民风”。林森离开南京四天后，国民政府于11月20日通告全国，宣布迁都重庆。卢作孚临危受命，接受了交通部常务次长的职务，同时兼任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水陆运输委员会主任——包括民生公司、招商局等在内的所有大小轮船公司的船只均归这个委员会指挥。卢作孚的次子、现任民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卢国纪在《我的父亲卢作孚》中说，卢作孚“一反过去不愿担任政治上的职务的决定，接受了这一任命，他的目的绝不是做官，而是在祖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担负起救国的重担……国难当头的这一年，民生公司放弃了当年最后5个月里绝大部分的商业运输机会，将上万吨重的重要机器和军械物资从长江下游的上海、南京运到武汉，再运往宜昌；而运费，只有平时的一半”。

　　当时中国的两位“船王”分别是浙江巨商虞洽卿和卢作孚。虞洽卿的企业规模更大，总吨位达到9万余吨，主要在长江下游和海面上经营。但抗战爆发后，虞洽卿的船只大部分被凿沉于长江下游，以封锁江面，尚余的4万吨左右大船因吃水深而无法进入川江。当时可在川江行驶的船只有24艘，其中22艘属于民生公司。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邻近的宜昌危在旦夕。卢作孚接到国民政府军政部的命令，要求他将民生公司所有船只一律开到武汉长江下游田家镇凿沉，用以封锁江面，延缓日军军舰沿长江进犯武汉。卢作孚抵抗了这个在他看来无异于自杀的命令。从上海、南京、武汉撤退到宜昌的重要工业物资约9万吨均堆积在宜昌两岸，还有近10万多人员等待入川。卢作孚后来在回忆这段艰难岁月时曾写道：那些器材是当时整个中华民族工业的精华，是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而日军此时正快速向宜昌推进。

　　当时民生公司所有的船，也只有几千吨力，要运完这些物资，正常速度须得一年。更何况时值深秋，再过不到一个月，长江三峡将进入冬季枯水期，到时大的船只都不能通行。卢作孚作了一个重要决定：把最重要和最笨重的设备直接送到重庆；次要的、较轻的设备就缩短一半航程只送到万县；更轻、更次要的器材，再缩短一半路程，送到奉节就卸下。也就是所谓“三段航行”计划。

　　长江水位正在下降，民生公司征用的850只木船要用纤夫拉纤。三峡纤夫的照片曾登在美国报刊上。

　　日军的飞机开始轰炸宜昌。卢作孚就坐镇宜昌指挥，40个昼夜几乎没有睡觉。民生临时招聘了近3000名搬运工在码头间往来运货。40天后，人员运完，器材运出2/3。又过20天，器材全部运完，江水已低落到不能大规模运输。这40天抢运的物资，相当于民生公司1936年全年的运量。在宜昌大撤退中，卢作孚命令轮船降低收费，对公教人员实行半费，对战区难童免费，对兵工器材每吨收费30—37元，其他公物收40元，民间器材每吨60—80元，相当于平时运价的1/10。卢作孚要求“全体船员行动起来，表现服务精神”。

　　这次史无前例的战时运输被晏阳初称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抢运入川的物资，成为在后方重建工业所依赖的基础，尤其是军工业的命脉所系。而民生公司为此付出的代价很沉重。宜昌沦陷后，日军报复性地轰炸民生公司的船舶和码头，损失船只约70艘、牺牲员工百余人，另有厂房、五金器材等价值40多亿法币的财产。 1939年元旦，卢作孚获得了国民政府颁发的一等一级奖章。

　　时隔不久，又一个挽救政府危难的重任落在民生肩上。1940年3月，前方军粮告急，后方粮食市场告急。当时国民政府尚未解除卢作孚交通部次长的职务，又紧急任命卢作孚出任全国粮食管理局长。这是卢作孚在宜昌大撤退之后的又一次临危受命，国民政府希望他能使后方迅速走出粮食告急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