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当头(2)

　　决定后撤内迁在当时的民营资本家中并不是主流，多数商人留在日占区，苟存于日军的占领状态。从华东和华中艰难西迁入川的民营企业大约只有600家。范旭东决定内迁，意味着巨大的机械损失、严重匮乏的资金、辗转崎岖的道路交通，上千人的组织安顿。要理解范旭东的选择，只能抛开商人的身份——范旭东是出于民族义愤，考虑更多的是民族情感而不是经济利益。

　　永久黄一行人到四川后，立即着手重建。1938年9月18日，也就是“九一八”纪念日当天，新的久大盐厂在自贡宣告成立。次年，永利和黄海也在五通桥重新建成。为纪念塘沽本部，范旭东将五通桥改名为“新塘沽”。至今五通桥山崖的陡壁上还刻着“新塘沽”三个大字。在重庆久大、永利联合办事处的墙上，挂着一张塘沽碱厂的照片，范旭东亲自在上面写了“燕云在望，以志不忘”八个字。他常常在照片前伫立，并对同事说：“我们一定要打回去的。”

　　永久黄复厂后，直接面临的是资金问题。当时蒋介石政府答应贷款2000万元，但直到1939年12月30日才定下。而运输也是异常困难。从美国购买的制碱器材必须取道越南，然后经火车或汽车途经广西、贵州运回四川。然而1940年，法国在越南崩溃，永利未运出的机件还约有500吨，为日军拦截而去。永利进口的器材不得不改道滇缅线，路程更长、路况更崎岖难行。当时国民政府官办的运输机构难以为永利服务，范旭东亲赴美国，购置福特牌载重汽车200辆，又转赴缅甸首都仰光准备接应。但是等汽车运到，已经是1941年的秋季，这时日本偷袭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范旭东被围困香港，直到1942年3月才绕道回至重庆。而等到这时，仰光已经失守，永利为了购买设备费尽挫折，最后还是功亏一篑。

　　除了设备之外，原料也成为一个难题。抗战前的永利一直使用廉价海盐作为原料，而在四川只有昂贵的井盐，制碱法也必须相应改变。范旭东派侯德榜远赴美国研究新的制碱法的研究。侯德榜终于不负众望，研究出新的制碱法。1941年3月，范旭东将新的制碱方法命名为“侯氏制碱法”，闻名天下。

　　抗战期间的永久黄，虽然历经千难万阻，也只能说是惨淡经营。最艰苦时候，经济困窘几乎将永利川厂压垮，甚至到了每人每月只发给白米三斗，每三口人发一块银元的零花钱。但是范旭东和他的员工们仍激情未减，继续生产抗战急需物质。他们当时的坚持对蒋介石当局的帮助是巨大的。1942年蒋介石再次邀请范旭东出任经济部长，他再次拒绝了，说自己矢志实业，无心为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