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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华捷报》对这两种态度作了这样的概括:“对于我们来说,铁路意味着自由交往、启蒙、贸易和财富;对于中国官员来说,铁路意味着胡作非为,意味着废除长期受尊重的习惯和传统、骚乱和毁灭。” 当时官员中支持修筑铁路的是李鸿章和驻英国公使郭嵩焘。而驻英国副公使刘锡鸿则是一个积极的反对者。在他的心目中,中华帝国几千年来留存的习惯和气质是不可妥协的。这个大清国的公使经常在宴会上旁若无人地咳嗽吐痰,甚至还让仆人把痰盂拿到饭桌边。傲慢无礼使他几乎成为欧洲外交界最不受欢迎的人物,访问香港时,香港总督因为厌恶而不愿意与他说一句话。而刘锡鸿不仅反对修铁路,还看不惯郭嵩焘对新事物的热情。刘锡鸿曾经罗列郭嵩焘的罪状,包括:外国人看歌剧的时候要捧着戏单,郭嵩焘不懂外语但是也捧着戏单;看见外国人打伞,自己也打伞;看见外国人不用扇子,自己不用扇子。而后来的“维新”名臣翁同龢在看了刘的奏折后写道:刘锡鸿反对铁路的意见,句句中肯啊。可见守旧的力量是多么广泛和强大。 在这样的背景中,唐胥铁路获准开工的消息掀起了轩然大波。反对派们的奏章连连上传,恳求“恪守祖宗成法”,并说唐山靠近东陵,铁路奔驰会“震动陵寝”。慈禧改变了主意,立即收回成命。 铁路被叫停,但是煤矿已经出煤,交通无论如何必须解决。唐廷枢只好考虑从芦台挖运河到唐山矿井,让煤直接下河漕运。但是唐山至胥各庄一段,地势陡峻,挖地实在太困难。这次李鸿章“先斩后奏”。他向朝廷上报说要在唐山和胥各庄之间修一条“马路”,并保证建成后不用机车,而用骡马拉车。但李鸿章让唐廷枢筑造的却是一条真正的铁路。主持唐胥铁路施工的是英国工程师金达(C.W.Kinder)。 这条铁路于1881年6月9日开建,使用的是每码重30磅的钢轨,枕木是产自当地的半圆形榆木,用附近采集的石灰石铺成路基。铁路全长9.7公里,没有隧道和桥梁,5个月建成。在商议铁路的轨距时,出于降低造价考虑,唐廷枢主张建762毫米的窄轨,金达主张采用英国铁路1435毫米的轨距。李鸿章权衡再三,接受了金达的意见。 这条铁路作为中国人自建的第一条铁路,它诞生的时候并没有得到多少祝福,甚至在最初它只能被当做一条“马路”来用。在铁路上拉运货物的不是火车机车,而是骡马,这大概也是世界工业化进程中的一大奇观了。唐廷枢自然不能接受这样的消极无为,所以他请金达秘密制造了一台小火车机车,取名为“龙号”。 金达的日记中记载了“龙号”的一些细节:锅炉是一台轻型卷扬机改装的,车架是用竖井的架子制成的,车轮则是用推煤小车的轮子改造的,造价只有520两。这台机车虽然粗糙,而且在机械原理上远远落后于现代机车,但是它却具有一台成型蒸汽机车所应具备的所有部件。“龙号”试车的消息一传出,保守派便大为惊惶,说机车的轰鸣声会惊动东陵里安葬的14位帝、后、妃。东陵位于唐山以北遵化县长城脚下的马兰峪,离唐胥铁路约100公里。恰巧不久后,光绪皇帝在东陵祭祖时遭遇了一场小地震。慈禧认定是机车震动龙脉,惊扰了祖宗。于是唐廷枢一度被投入遵化大狱,唐山煤产量也随之急剧下降。 李鸿章为了劝说慈禧接受铁路,曾在唐胥铁路通车的时候向法国人订制了六节精美的火车车厢。这些车厢被运进了后宫西苑。在西苑已经准备了一条3华里的小铁路。李鸿章想让慈禧亲自尝试火车的便利,以此说服她。不过慈禧不喜欢机器的响声,所以火车没有机车,牵引的是举着黄旗的太监。据说,慈禧经常乘着这辆人力牵引的火车游览北海风光,从中海到北海的静清斋吃午饭,然后休息。在一次又一次的游览玩赏中,慈禧对火车的态度也悄悄地发生了变化。 不久中法战争爆发,清政府的兵工厂、军舰、轮船急需用煤。李鸿章以加强战备、急需用煤为由上书。清廷终于解除了对火车头的禁令,并同意从英国购买两台三轴的水柜蒸汽机车,唐胥铁路这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铁路。中国的铁路开始得到非常有限的发展。庚子之乱后,慈禧正是乘坐“震动龙脉”的火车从西安回銮北京。她有些后悔没有早点听取改革派们关于修铁路、兴实业的建议,但是大清国的“龙脉”已经不可挽回地断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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