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战

　　招商局就像晚清时代的一个“国企”，最初经营不善，只好对外延揽人才。对唐廷枢来说，卑屈地做了多年买办之后，加入这个本土企业，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地指挥中国的力量与昔日的洋人老板竞争。

　　就在英商怡和洋行要对唐廷枢委以重任时，唐廷枢却作出了一个令业界惊讶的决定：放弃高职厚薪。1873年6月，唐廷枢应李鸿章之邀加入了轮船招商局，出任总办。这是唐廷枢一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

　　招商局始建成于1872年11月，最早由朱其昂主持。但资本微薄，招股不利，股本以官款为主。筹办将近一年，资本（包括官款在内）不足20万两，并且亏损严重，朱其昂引咎辞职。　

　　唐廷枢甘愿放弃优厚的买办待遇，去替李鸿章收拾招商局这个烂摊子，是出于“为国争利”的思想。正如前文所说，买办对洋行的依附是一种痛苦的经历。但凡有自尊和气节的人心里都渴望挺直腰板，以平等的姿态与洋商竞争。他在招商局的就职宣言中大声疾呼：“沿海之间的运输贸易之利全归中国自身所在，岂非更为优越？”

　　唐廷枢接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招商入股。他大胆引进股份制，向全世界的华商招募资金，折合股份，每一百股推选一名董事，再从董事会中推选总裁（称为商总）。企业的运营权由商总执行，董事则参与管理。唐廷枢自己入股10万两，并把挂在洋行旗下，但实际归唐廷枢自己所有的轮船归入招商局一起经营。唐廷枢此举是向业界表明他本人对招商局的信心，所以招商局的投资活动在社会上引起了普遍的反响。这大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场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组。

　　他邀请同乡、另一位有名的买办商人徐润入局。徐润前后两期认股48万两，成为招商局的会办。凭借唐、徐的威望，民间商人们踊跃入股。而唐廷枢和徐润一经接手招商局，就立刻将资本扩大为100万两。招商局的“招商”二字这才实至名归，成为中国第一家具有明显的股份制性质的商办企业。这个时期也是招商局商办色彩最明显的时期。

　　体制甫定，唐廷枢大刀阔斧地打开局面。这些措施包括：对招商局进行全面改组，大减冗员，并招聘了一批在外国洋行任职的中国买办，参与管理；用多种方式引进西方的先进轮船及设备，建立起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商业船队；雇佣外国船主和技术人员，同时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

　　唐、徐二人的“西法经营”颇有成效。而他们与洋行商战的梦想也成为现实。招商局与当时垄断中国航运事业的太古、怡和、旗昌等洋行进行了激烈的竞争。招商局享有政府的优惠政策，加上国人出于民族自豪感纷纷改乘本国船只，洋行陷入了价格战的不利境地，而招商局成为第一家敢与外资抗衡并赢得胜利的中国企业。外商的评价是：“中国船队管理有力，指挥精明”，并对唐廷枢杰出的经营才能用不甘而无奈的口吻表示赞扬：“（他）在东方一家第一流的外国公司（怡和洋行）任职时，获得了丰富而广阔的经验，他正在运用这个经验去损伤这些外国公司。”而唐廷枢自己则说：“枢、润不虑资本之未充，亦不虑洋商之放价，惟盼各帮联合，共襄大局，使各口转运之利，尽归中土，……此事固创千古未有之局，亦为万世可行之利。”大有扬眉吐气之感。

　　几年后，招商局的业务突飞猛进，拥有最多船只的美国旗昌洋行轮船公司也不得不把全部轮船、码头、资产卖给了招商局。到了1883年，招商局的资产已从开办时的20万两增加到200万两，成为中国最大的轮船企业，属下的轮船也由最早的3艘增加到三十几艘，并在菲律宾、泰国设立分局，其航运业务范围远至英国、日本、新加坡、夏威夷。在唐廷枢任总办的十一年间，招商局平均每年的运输收入近200万两，以吨位计算的年产值水平甚至高于外商公司。

　　唐廷枢和徐润进入招商局，据说是盛宣怀向李鸿章推荐的结果，但似乎没有证据表明盛宣怀真正欢迎唐和徐。实际上在盛宣怀和唐徐之间发生了一场长近十年的权力斗争。盛宣怀与大官员的关系十分密切，可是说是官股的代言人。而唐徐脱胎于洋行的纯商业环境，更重视商股的力量。当招商局取得了一定业绩时，盛宣怀和唐徐都认为自己的贡献更大。盛宣怀说唐廷枢专说大话，说徐润忙于私务。而唐廷枢则认为盛宣怀口蜜腹剑，倚仗官僚的支持牟取私利。不久盛宣怀收受回扣的事情受到弹劾，有三年不再涉足招商局事务。此后唐廷枢去河北主持开平矿物局，由徐润主管招商局事务。等到1883年，由于中法战争引发了金融危机，开平煤矿、招商局以及徐润本人都陷入了财政危机。盛宣怀在这个时机回到上海，迫使唐廷枢和徐润退出了招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