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自从陈寅恪教授下世的1969年开始，近四十年来人们对他的考释与衡估不外内部求索和外部鉴察两大进路的话，那么家族往事的观察对于陈寅恪的研究来说，无疑同时呈现出内向与外趋的两种色度。往里说也好，向外看也罢，这样的努力都不会让人感到一丝的多余。

　　陈寅恪留学日本期间，主要把精力放在学习日文上。同时他还留心观察和体验日本的生活习俗，阅读日文学术著作，研究日本历史、文化以及中日文化交流的情况，这为他日后援引日文资料，进行隋唐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中国现代文化学术史上，有一道风景让人流连忘返——那就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它培养了一代薪火承传的通才硕儒。在陈寅恪的生命中，清华国学研究院同样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里一代大师绽放着他独特的学术魅力，开始了他在中国学术史上的路程。

　　1937年对整个中华民族而言是灾难的开始，以驻华日军悍然发动的“卢沟桥事变”作为标志，掀开了这段沉重历史的第一页。日寇的侵华好似一道不可愈合的伤疤永远铭刻在国人的心中，并督促着来往的同胞为国家和个人的自由而不断抗争和努力着。

　　在这样的日子里，立志躬耕于学术领域的陈寅恪，以往平静做研究、广收门徒、传播学问的祥和氛围却慢慢侵蚀进了日寇残暴侵华的浓重的黑色阴影。动荡的局势必然地牵系到个人，于是，对于为着学术而生存的陈寅恪而言，这个时期的理想之路不可避免地开始变得愈加艰辛，但伴随着云开雾散日子的来临，苦涩中的收获也是沉甸甸的，并让人深深感动的。

　　陈寅恪闻讯，庆幸之情自不待言，这一时期他作了好几首诗来表达他的兴奋之情。在《连日庆贺胜利以病目不能出女婴美延亦病相对成一绝》中，他以“大酺三日乐无穷”形容他的喜悦之情。但是，与傅斯年持酒上街，痛饮欢呼“国家出头了！”的欣喜若狂不同，陈寅恪的心情要复杂得多。

　　就这样在助手的协助下，目盲以后的陈寅恪继续在他艰难却又绚烂的学术天空中翱翔着，从此间所发表的作品中，我们所看到的还是那个身体康健、满腹诗书、一心一意搞学问的翩翩佳公子，长衣过膝，英俊帅气，浓眉大眼，侃侃而谈，……在学问的世界里，他仍是我们自由自在的王子。

　　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阔步走上了离奇的“文化革命”的大道。20年前被陈寅恪推荐到北京大学读书的季羡林，此时早已是北大东语系多年的老主任了，他在名著《牛棚杂忆》中对当年北大的情况作了如下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