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小学的浩然 浩然在1949年 1958年时的浩然

　　母亲却对瞎子的说法信以为真，当成是老天爷和阎王老子早就给注定的，牢牢地记在脑海中，心里边结了个解不开的疙瘩。她常常忧心忡忡地在父亲耳边唠叨，看咱这孩子，跟别人的孩子是一个样儿吗？这么小的人儿，后脑勺这么平，头顶上的旋儿这么正，眉毛这么粗又这么黑，眼睛这么黑又这么亮，槽牙长得这么快、这么齐！……他准不是个平民百姓鬼魂儿托生到咱家来的！

　　借着老妗子手里举着的昏暗的灯光，我赶忙朝那张黄纸上看一眼。只见上边用墨笔写着：宋福之有宅院一座，瓦房三间，西邻宋许之，北邻宋辉之，南至街心，经由宋辉之为中人，作价七石玉米，卖与苏全祥名下永久为业。空口无凭，立字为证……

　　这是一纸宣判书，判定我梁金广已是一个房无一间的人了！

　　穿着红棉袄、脸蛋冻得通红的姐姐，正站在村口的大榆树下，眼巴巴地等着我，等着我从镇子上给她割肉来，我们姐弟俩好一块儿欢欢乐乐地过年哪！

　　我像一个罪人那样挪到姐姐的跟前，不知咋办好。

　　姐姐怎么也不会想到我做了一件“蠢事”，问我，割的肉好不好？

　　我只能实话实说，没割肉，钱都让我买书了……

　　不料想，有一天，我刚走进县委大院，就被传达室老王叫住，他悄悄告诉我，彭同志(指县委书记)说，梁浩然年轻轻的思想这么封建落后，还不赶快离婚！

　　听了这话，我一下子呆住了，不知说什么好了。我一向争强好胜，脸皮薄，又爱面子，被县委书记说成半封建，可非同小可呀！正这样想着，迈进办公室的门口，我第一眼就看见了坐在桌子一旁的妻子。怎么偏赶这时候来呢！

　　妻子的泪水，溶化着我那颗原先就并不十分坚定的心，现在它又变得脆弱和不稳固了。春节过后，我被分配到万里长城黄崖关附近山区开展工作，一天到晚想主意，怎么既不丢面子，又不挨处分就从革命队伍中逃离出去，回家守着房子、土地和妻子过日子。

　　因为没写过长篇，从别人的话语里，我听出不信任。我觉得这些人对我不了解，心里憋着一股劲儿，闷头往下写。其实我不是一个人，我的那些农民朋友们一下子都来到了我身边。写萧长春时，老朋友萧永顺仿佛就坐在我对面，我能清楚地看到他，听到他，感受到他的呼吸。

　　后来有文章说，高大泉就是高、大、全，我觉得很有道理，把我的作品深化了。至于“文革”中把“高大泉”作为写作样板，让大家都这么去写，说实话，我觉得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我。这个路子是我出来的，最合我的脾气，对别人就不那么合适了。而且今天看来，这样做抹杀了生活和创作的多样性。

浩然与社员在一起 浩然与郭沫若等 70年代浩然与家人

　　“四人帮”倒台后，一开始把我说成帮里的人，传闻特别多，开会背靠背整我。我看了一些发言稿，说我是江青的面首，从西沙回来先奔江青去了，机关司机在外面冻了一夜。这怎么可能呢？我上钓鱼台从来不能用机关车。那时作家整作家非常厉害，上线上纲，一些作家还到处鼓动，到《人民日报》督促，一定要公开批判我。

浩然与贺敬之 浩然与吴祖湘 浩然与王蒙等作家

　　这些话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我忘记了自己原话是怎么说的，大概意思可能如此，但有些词和说法不太符合我说话的口气，两个记者采访后，文章登报前，我没有看过原文。攻击我的人说，浩然的确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个大言不惭、自我吹嘘、自我膨胀的奇迹。我想自己有说话不谨慎的地方，但恐怕不会称自己为奇迹。“奇迹”之争使我心情不好，换了任何一个人在我这种处境也是一样。但我不想加入到争论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