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李洁军 文/原昭然 1997—2002年

　　现在我总想去看三峡。

　　但我总是踯躅不前。

　　这不是因为近乡情怯，还因为我认为三峡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圣地。当它将逝之际，我无法不以朝圣兼之以祭奠的心情，去谨慎面对。但又怕三峡之大，三峡之深，三峡问题之复杂，把握不了，也写不出来，辨别不出，也拍不下来。

　　然则必须去。我曾想徒步，去关注三峡的一草一木，这是一种态度。

　　三峡确实应该是缓慢而细致地阅读的，就如水经注里所引用的古代民歌，那首描绘黄牛岩的杰作：

　　朝发黄牛，暮宿黄牛。

　　三朝三暮，黄牛如故。

　　归去来兮。陶渊明如是说。是啊！下一句就是田园将芜啊！

　　常回家看看。陈红如是唱。是啊！更何况家中有变！

　　想当初，在我的记忆里，三斗坪后有田舍风光如画，父亲在田里参加集体劳动，我拿着个茶缸，采那些荆棘上的草莓。我的最爱，是在那条小溪里玩水。用河泥筑我的小堤坝，放些蝌蚪进去。当时我万万没想到，有很多人也同样准备筑坝，不过玩得比我大些。我记不清了，我父亲应该还携我在中堡岛上走过。

　　当时，我们住在三斗坪中学的二层木楼里。隔壁单位就是地质大队。父亲看电影时就会去那里。当时我不知道，地质大队与三峡工程紧密相关。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时间快速跨入90年代。这宏图一起，作为记者，我就被一次次甩到三峡。这才发觉，即便给你充足的时间，你也很难静下心来，你很容易就被带入一种急速飞转的车轮中。三峡与以前不一样了。我也只能快速而反复地一遍遍去掠过三峡。

　　1997年，大江截流前几天的某一晚，我住在秭归县西陵峡段青滩镇桂林村。这是三峡大江边唯一的古宅院群。我住在临江的古老大院里，夜瞰峡江，才发觉里面拥挤着往来的船只，把整个峡谷照的如同白昼。

　　过了不久，我又去看了在建的三峡大坝。三斗坪已成了大工地，我无法找到幼时一丝一毫的踪迹，方位、路线我都已搞不清楚。坝区、三斗坪镇、新秭归三个城镇已相接一线，建筑新潮美观。三峡里，已崛起一座大坝，和一个在内地数一数二的现代都市。

　　2000年，三峡部分移民开始向省外迁移。数以万计的人们一下子被剥离三峡。我充满了惊异：人与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环境是这样容易被扯开的。以离开的速度算，坐上轮船，仅几个小时而已。那里（迁往地）有大河吗？一个移民问我。

　　2002年1月，奉节城搞了一次三峡第一爆，我坐上飞翼船前去采访。这才发觉，三峡之中无处不通手机。后来我站在瞿塘峡绝壁上的古栈道里，向亲朋打手机，让大家大吃一惊。当手机已无处不通之时，三峡可以说已经彻底信息化、数字化了。

　　那一次我看到一根大烟筒在夔门前倒下，这个镜头象征意味十足，正如官员们所言：标志着三峡清库的决心。仅过两月，油菜花和桃花漫山盛开的时节，我又回到三峡。3月11日，秭归屈原故里牌坊拆除，过了几日，秭归旧城138米以下的一块又进行了大爆破。我当时离秭归旧城仅数十里，但已无心去看。

　　在秭归新城，我打听着去桂林村和乐平里（屈原出生地）的路途。打听后才知道，飞檐雕梁的桂林村大宅院群落已拆得精光。

　　自屈子至郦道元的南北朝，相信三峡并无改变；自郦道元至陆游《入蜀记》，至清末那个英国人的著作诞生，三峡也无太大改变。只不过人口渐多，猿猴渐少，森林渐失；此后汽船进入三峡，解放后炸礁导航，木船、纤夫消失，社会主义建设，三峡城镇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改变巨大，但并不特异。

　　20世纪80年代，三峡峡口葛洲坝工程开始蓄水，西陵峡段水涨约30米，三峡的空间开始起了变化，西陵峡山也不像以前那样高耸，于是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就降了几分。

　　80年代下半叶，三峡工程前期准备工作含枚疾进。西陵峡上下两段之间的宽谷成为大工地，部分峡山被剥皮采石。三峡内出现较大的地貌改观。

　　90年代初，著名摄影家安哥全程采访三峡。在他的胶片上，尚可以见到渔民的帆船，而今可是不见一艘了。

　　1996年，旅法摄影家曾年发现了兵书宝剑峡（属西陵峡）峡口的桂林村。1997年，参加大江截流采访的记者们纷至桂林村。而今，桂林村已消失。

　　而今，在200公里三峡跑一通不过4个小时。除了森林覆盖率只有17%以外，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上半段风光尚存。当然，一年以后，水全涨起来，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三峡正式上马之时，旅游界掀起一阵告别三峡热。随之又冷了下来。真正告别三峡之时，应该就是现在。有人说，不能这么叫法，因为涨水之后，三峡依旧存在，可能风光还别有情趣。我觉得应该这么叫，因为传统的三峡无论如何是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