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桧被掳到北国，看到了一个正在崛起的民族的力量，自知无力实现一统梦想，便走了弱势和平道路。这又有何不可？

　　秦桧似乎经历了北国磨难，仍未放弃敢言的性情，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冬十月，他从金国逃回，赵构让他先去见宰相，秦桧对宰相说：“如果想让天下无事，必须南自南，北自北，宋金双方互不侵犯。”

　　这种说法很现实，但又很不符合民族主义感情高涨而实无能力的上层官吏们的口味，因此遭到了怀疑：

　　“他和孙傅等人一起被掳，为什么他能从燕山府隔二千八百里跑回？即使是金帅挞懒放他，为何不扣他妻子王氏？”——确实值得怀疑，但又没充分的证据。只有秦桧的朋友范宗尹和李回二人极力向大家说帖，才使秦桧终于得用。

　　从历史事实判断：秦桧很大可能是被故意放归的，因为当时金国实力人物之一挞懒是主张互不侵犯、相安无事的。这从秦桧得用之初，就代朝廷给挞懒写求和书，能得到印证。挞懒一直对争取金国的最高统治权抱有野心，所以他也希望求得相对的和平。这从他后来谋反、被杀，能到些许印证。赵构时代，主张一心与金人消解仇意，息兵不战，确从秦桧开始无疑。但翻开北宋的历史，在其强大的时期，不也有“澶渊之盟”吗？除了象征性地给辽国10万两币岁、20万匹绢外，还有就是宋真宗与辽圣宗以兄弟相称，遵辽萧太后为叔母。这件事发生在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

　　【注2】童贯（1054－1126）宋开封人。字道夫（一作道铺）。宦官。因善迎合徽宗意图而获宠。与蔡京相勾结。京为相，他被荐监西北边军，积军功迁武康军节度使。使契丹还，开府仪同三司，领枢密院事，权比宰相，握兵权二十年，骄恣专横，势倾一时。时称蔡京为“公相”，他为“媪相”，为六贼之一。政和初使辽，载马植（后改名赵良嗣）归，与谋联金灭辽。宣和时统兵镇压方腊起义。进为太师。宣和四年（1122），攻辽失败，密使金人图燕，又以岁币赂金换取檀、顺、景、蓟四州空城。侈言收复有功，被封为广阳郡王。及金攻宋，他自太愿遁归，随徽宗南逃。钦宗即位，贬窜英州（今广东英德），后处死于南雄州。

　　北宋以来，文人不如唐代文武兼职，无兵权、无作为，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的壮志也好、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的寄托也罢，不过士大夫的一种表现欲望，但打仗靠的是国家的实力而不是文人的情绪。宋朝的皇帝也不是没有过收复北地的打算，宋神宗赵琐算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他曾与奶奶（太皇太后）曹氏讨论收复燕州、蓟州，老太婆告诉孙子：“此事关系重大。得到了二州，不过南面受群臣之贺而已；要是得不到，就会有无数人丧生。事之结果难料。如果可以收复，太祖、太宗早就收复了，何必等到现在。”

　　神宗听从了长者的建议。

　　曹氏乃北宋开国名将曹彬的孙女，历以仁英两朝，又对神宗有影响力，她岂不愿实现伟大的梦想，给祖先争光？只是她比较冷静，在国家实力面前，她是一个理性主义者。

　　这段对话，发生在秦桧主张和平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之前的五十一年，即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

　　秦桧的和平主张，不是没有历史依据的，曹氏与神宗的祖孙对话当为其一；至于“澶渊之盟”也相去未远，还是本朝的当代史，尽管其间有125年了。

　　若是这二段“当代史”之背景还不足以为秦桧的弱势和平路线找到历史依托。那么，看看秦桧之后的韩侂胄便可明了。

　　削夺秦桧王爵，改谥谬丑的政策制定人是韩侂胄，贬秦扬岳（追封岳飞为鄂王）是他开禧（公元1205年至1207年）以来政策的一部分【注3】。他力谋开边、刻意北伐，结果，丧师失地，国内也发生了叛乱。无可奈何，南宋王朝只有以他的头换和平了。

　　韩被密杀于花园，头被送到金国求和。

　　秦桧之后的历史似乎证明了秦桧弱势和平路线的正确性。韩头北送后，他的王爵与谥号又被恢复了。

　　政治就这么奇怪。无论功过是非，秦桧被削王爵是他死后五十一年的事，被复王爵是他死后五十三年的事。岳飞的名号也从中受益，由韩侂胄给进武穆为鄂王，并未因韩的掉头而受贬抑。

　　不仅北宋有弱势和平路线的“当代史”先例，强大的西汉也有，如名臣晁错就主张对匈奴采取弱势和平路线。晁错的弱势和平路线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汉文帝前元十一年（公元前169）夏天，匈奴多次骚扰边境，文帝欲采取大规模战略反击，但由于太子家令晁错的建议而做罢。随后，又接受晁的建议改行实边策略。

　　晁第一次说：

　　《兵法》上说：“有必胜的将军，没有必胜的人民。”由此看来，保持过境的安定、建立功名，在于有优秀有将领，不可不做慎重的选择呀。我又听说用兵作战最紧急的要务有三条：一是取得有利地形；二是士兵经过严格训练演习；三是武器锐利。所以说，武器不精良，是把士兵送给敌人；士兵不能作战，是把将领送给敌人；将领不懂用兵，是把君王送给敌人；君王不能选择将领，是把国家送给敌人。这四项是军事上最重要的了。我又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