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艺好不等于人品好

　　按着《水浒传》的思路，端王和高俅这一踢一接就等于把北宋江山玩坏了。此喻未免过分。但是，在另一端却如《圣经》格言所说的那样：“恶人在世上兴起，道德便开始下沉。”

　　高俅当了大官，一下子把品质中不好的一面全暴露出来了。

　　投机、取得成功的渴望，造成了高俅的良好的心理素质，或者说两者互相推进。但再好的心理素质也有它脆弱的地方，一旦这脆弱的地方让权力给放大了，那就有了“丧心病狂，生于极热”的味道了。

　　“别看我是个踢球的出身。而今官位在此，不尊敬是不行的！”——这是二哥的最强烈的潜意识。

　　正如飞来的球改变了二哥的个人命运一样，未到的病员也改变了大宋的命运。

　　王进，王升的儿子。王升正是二哥的仇人。

　　高俅喝道：“这厮！你爷是街市上使花枪棒卖药的，你省的甚么武艺！…”

　　王进受了高俅一番辱骂后，自叹倒霉了：“俺道是什么高殿帅，却是原来东亦帮闲的圆社高二。比先时曾学使棒，被我父亲一棒打翻，三四个月将息，有此之仇。…”

　　二哥幸福地享受着权力带来的快感，王进则陷入了恐惧与无奈之中。

　　走吧，只有走这条路子！出走的结果，无意间让一位英雄即史进又添了一身本领。

　　高俅要是只限于报复王升就算了，可他尽还在可能地扩大幸福的范围。让儿子，尽管是过继来的儿子，也过上幸福生活，而且不择手段地达到幸福的目的。

　　这几乎是小人得志的一个统一模式。有了权，谁不让七姑八姨都沾上光？！要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怎么本是道家修练的成语，竟成了官场专用语呢？

　　二哥在《水浒传》中总的来说还不算过分，只是为了儿子的快活，还没把心肝宝贝安排到军政要职去，就让后来有眼光的“看官”很认可了。不知施罗二人为什么不涉及高俅安排亲信任要职的事情，而只写了这么个“小错误”。

　　也许还挺同情这位穷人出身的太尉吧！

　　其实，那时考试制度不健全，完全可以设立个“管理干部学校（院）”，让无法通过正式考试考上的能人通过在职培训或带薪上学，获得学历。像高球这么聪明的人，别说进管理干部学院了，就是拿个在职硕士、博士的也不成问题。

　　《水浒传》写到高俅一定替儿子谋林冲的娘子，让人有点不可理喻。但细细想来，施罗二人省了写高俅安排三亲六故的笔墨，用到陷害林冲上去，也颇有道理。

　　高俅一直在幸福的成功感里顺顺美美地生活。对于他来说，除了皇上的位子不敢想外，其它的都小菜一碟。

　　不过，“丧心病狂，生于极热”。高俅的幸福感的维持成本，不仅是牺牲了林冲的家庭、仕途还牺牲了林冲的朋友陆谦，使得陆谦先是不顾交情地去下套，而后终在私事公办的过程中丢了牲命。要是轮到现在，陆谦追悼会的掉词也难写了。说他坚决执行命令，和歹徒英勇博斗，以身殉职吧，不太合适，毕竟他办得是高太尉的私事。说他一切为了上级或同事吧，又设法说实情。

　　陆谦确是个冤死的无奈鬼。整个《水浒传》没比这个人再冤的了！

　　起初（第七回<花和尚倒拔垂杨柳，豹子头误入白虎堂>），林冲一怒之下，“把陆虞侯家打得粉碎”。到第十回（<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陆虞侯火烧草料场>）时，林冲先杀差拔（戳倒，最后又补了一刀），再杀富安，最后才杀陆谦。毕竟陆谦心中有愧，在差拔被杀之后，在富安被杀之前叫了声饶命。到最后林中抓住陆谦活口时，两人还一来一往地对了话。

　　杀了陆谦还不解恨，竟把心肝掏了出来。

　　此恨何由？全是二哥一人追求幸福感造成的。

　　整个《水浒传》大大小小人物无一不陷入无奈之中，无奈之重又陷入不幸，惟有二哥高俅幸福地生活着。他落到梁山好汉手的时候，也不是陆谦落到林冲手里的下场。

　　陆谦真可悲！二哥真幸福！！

　　做贼与做官的辩证法

　　高俅对朝廷招安政策，一直持反对意见。但朝廷迫于辽兵加境，有意安定国内，便选取了招安之策。在殿前太尉陈宗善奉诏往梁山之前，高俅登门拜访，说了招安不成，立即加兵的策略。

　　第一次招安因朝廷言词不周与李逵的大闹而告终，高俅来了动武的机会。在童贯兵败后，他出征了。三次交战，三次残败，最后被捉上山去。此前已有释放高级俘虏的先例，高俅自忖不至于死。虽有林冲、杨志两位直接受害者的怒目而视，他也惧怕了一些，但终归是小人得志的品质底子，喝醉了，要露一手相扑。《水浒传》第八十回<张顺凿漏海鳅船，宋江三败高太尉>，写道：

　　高太尉大醉，酒后不觉失言，疏狂放荡，便道：“我自小学得一身相扑，天下无对。”卢俊义却也醉了，怪高太尉自夸天下无对，便指着燕青道：“我这个兄弟，也会相扑…”

　　结果当然是高俅败了。但此中有一点，含义精妙，既便身为败将，也不会有什么深恼重羞，不亏他那二哥的本质——“幸福地生活着。”与梁山那些同为闲汉出身却充满正义的草莽英雄比，高俅既无职业道德感也无社会正义感。在《水浒传》描写的那个社会里，非不如此，就过不上幸福生活，就会陷入无奈与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