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尔反尔，对于一个帝王是小菜一碟，这是传统赋予他的绝对权力，甚至是超道德的意志力。至于后来杀岳飞，那不过是杀陈东的一个小小纪念而已！

　　变乱局面中的帝王出尔反尔，以至杀人，似乎有情可原，因为谁也无法保证乱局中的决策百分之百准确。可是，承平之世的帝王拿什么理由来解释自己的出尔反尔呢？

　　在一般道德规范内，没有任何解释。有的只是他们那超道德的意志力！

　　以明君形像垂于青史的朱元璋仅为一次天文现象，就出尔反尔地杀了进言者，给历史留下了又一段血腥的记忆。

　　洪武九年（1376年）秋闰九月，五星运行失度，朱元璋下诏求直言。山西平遥的训导（相当于县教育局副局长）应诏上书，主要批评用刑太重，最后也指出给诸藩的建制太大，恐出现汉之七国、晋之诸王的变乱。

　　没想到这一下子触到朱元璋的不快之处，刘基劝他要轻刑省法，他不高兴地拒绝了，而今天又出来个小小的训导也这样说。他招不住了！再也不顾什么出尔反尔了，下令将叶逮捕，乱棍打死在狱中。史称：“后无敢言者。”－－自此以后，再没有人敢于直言谏诤了。

　　“明君拒谏”不仅在朱元璋这样的明君加暴君的人身上出现，既便光武帝刘秀那样处理政务温和、对待公卿贵戚十分体恤的人都在所难免。

　　刘秀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道德水平最高的开国皇帝，几乎是所有帝王中最讲人性的皇帝。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冬天刘秀到章陵（今湖北枣阳）修墓园宗庙，巡视旧宅，与宗亲酣饮。他的几个婶母喝过了量，还是以凡人的眼光看待他：“文叔（刘秀的字）小时候作事谨慎、讲信用，不与外界交往，只知柔和直率而已。没想到竟能成帝王大业？！”话传到刘秀耳朵里，他不但没恼火，反而大笑说：“吾理天下，亦欲柔道行之。”

　　刘秀还是个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史称“自陇蜀平后，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太子刘庄曾问他攻战的学问，他回答说：“孔子时代，卫灵公向孔子求教攻战之事，孔子不予回答。战争的学问不是你能学的。”他不仅训诫继承人不要兴战，而且自己更借鉴汉武帝屡征匈奴，空耗国库的教训。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讨论与匈奴的关系，刘秀最后决定采取重内政轻外事的政策，他说：“如今国家没有实行善政，灾害不断，百姓惊恐不安，人们自身难保，难道还要到遥远的边塞之外兴事吗？如果消耗国力一半，确能消灭强劲的敌人，未尝不可。但是选择不当的时机，最后受伤害的还是老百姓；于此，就不能兴兵，得让百姓休养生息。”这次讨论结果影响是重大且深远的，史称：“自是诸将莫敢言兵事者。”

　　就是这一个明智的君主，对不合自己心意的言论，也会采取过份措施予以打击。在他头去世的前一年－－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冬天，决定在全国公布预言性图谶，遭到议朗给事中（专门提建议的官职，相当于国务院参事）桓谭上节反对。指出：

　　凡人总是疏忽目下正常事情，而注重奇异。历观以往君王的行迹，都把仁义道德作为根本，不重荒诞之事。命运这东西连圣人都讲不清，因而从子贡以后，没有人再议此者。现在所谓的儒学大师是懂不了其中的学问的。那些心术不正的小人，自改图谶书籍，冒称是上古传来的。您听信这些人的，就是犯错误呀！

　　刘秀对桓谭的否定性建议十分不悦，因为刘秀就是靠图谶起家的。当初，刘秀起兵时流行着一种《赤伏符》，符上说：“谐不谐，在赤群眉；得不得，在河北”，又有：“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更始帝刘玄势力大张的时候，一度建都长安，派大司马刘秀（更始二年，公元24年）攻略河北，此时童谣兴起，“得不得，在河北”大大鼓舞了刘秀及其所率部将、军兵。后来，刘玄失势无奈投降了赤眉军，又被赤眉军所杀，也应了“谐不谐，在赤眉”的童谣。至于刘秀为天子的谶言几乎就成了白话，天下更归心于刘秀了。

　　刘秀得了天下，对图谶兴趣也不减，直到快死了，还捣鼓。因此，他对桓谭之言的不悦是可想而知的，但他还是有涵养的－－奉行以柔道治天下，故此没对桓谭发怒，似乎等桓谭回心转意。稍后，讨论灵台（天文台）的地址，刘对桓说：“我想以谶语来决定此事。”

　　－－对刘来说，这等于给了桓一个“改正”的机会！

　　－－对于桓来说，这可能是一个侮辱，“因为我早就反对图谶，您为什么旧事重提？！”

　　于是，一场政治冲突不可避免。桓呆了好一会儿才回答刘的话：“我从来不读谶文！”

　　刘问其故。

　　桓说：“那东西不是儒家经典！”

　　皇帝终于忍无可忍了，以少见的失态（大怒）来指责这位敢于直言的参事：“好呀，你桓谭竟敢诽谤圣人，无法无天。把他给我拖下去，斩首！”

　　桓在性命攸关之时，不再坚持真理，一味地给皇上叩头，叩得血流满面，再加上众臣劝说，皇帝消了怒气。桓的命是保住了，但降级处分是免不了的了：贬为六安（今安徽六安）郡丞（相当于一个地级市的市长助理），一下子从朝臣（正部）贬到地方官（勉强副厅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