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篡改历史比焚书坑儒更有效(3)

http://book.sina.com.cn 2005年12月14日 16:35 新浪读书

连载:中国人的历史误读   作者:綦彦臣   出版社:中国社会出版社
 

  “周王的衮袍破了,只有仲山甫能补上。”但是补救归于补救,终不能阻止衍生性不良后果的出现。《史记》称,自周宣王伐鲁后,诸侯多畔。

  孔子的《春秋》不能记录这个有损于周王形象的事件,何况这个事件整体上又是鲁国内乱呢?

  回避鲁国的丑事好“动称耻讳”是孔子的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也是造就后人误读历史的最大原动力。历史的任务不是真相,而是所谓的“大义”文本!

  自孔子确立了“春秋笔法”即以道德性原则随便改写历史以后,中国史学的史鉴作用几乎不存在了。只要一个利益集团掌握了权力,便可以随便改写历史。

  在上一章,我们涉及到朱熹不顾史实肆意贬低左丘明的事。其实在他踏入仕途(1148年)之前的六十年前就发生了篡改国史的政治行为。可以说,在北宋全面政治危机来临之时,文人阶层又恢复了肆意改写历史的习性。--对于中国历史,也许这是一个不幸的谶言!

  那次让后人瞠目结舌的改写,是称为“元祐更化”的一部分。北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儿子赵煦即位,是为哲宗。由于赵煦年幼,他的祖母宣仁太后高氏垂帘

  

  【注2】刘知几(661-721)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永隆进士,初任获嘉县主簿。武则天时任著作佐郎、左史、兼修国史,凤阁舍人。生平专攻史学,通览各史,屡任修史之责。曾对《史记》、《汉书》以来史书普加评说,因受监修大臣压抑、排挤,遂修撰《史通》以见志。其史学基本观点与孔子一脉相承,但反对一味赞扬和盲目崇拜儒家经典。认为它们并非尽善尽美,指出:《尚书》所载“是非无准,向背不同”;《春秋》为孔子所删定,关于鲁国史事,“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

  

  听政。高氏陆续起用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吕大防等人,废除了宋神宗与王安石推行的新法的大部分,贬黜了神宗熙宁、元丰时用事的诸大臣,停止使用王安石《三经新义》为科举考试的依据,篡改元丰时的史官记录,重新编篡《神宗实录》。篡改元丰时的史官记录与重编《神宗实录》的现实目的,是为后世提供一个按自己的道德标准与“政治上正确”的史学版本,把自己的政敌、论敌从历史中赶出去或反义化,同时当然地把自己那个集团的一些不光彩的记录抹掉。

  这种篡改与重编的大胆的程度远超过了孔子对《鲁春秋》删削与对《诗》的缩编。比较此次对最近期历史改写的妄为程度,以后的朱熹还是比较谨慎的,后者对准的是一千五百年前的人物。

  历史成为权力手中的橡皮泥了,在随意地被塑造。未等元祐版本的《神宗实录》成为既定的正统,赵煦又来了一次翻案。在他亲政(1093年)后即绍圣元年(1094年),下令恢复神宗新法,罢免宰相范纯仁等旧党,起用章惇为相,史称“绍圣绍述”。

  绍圣绍述的一项重要政治举措就是再次重修《神宗实录》。究竟这次修改,权力集团是如何按自己的意志办的,后人已经无从知晓,整个神宗朝的历史已经成了一笔烂污帐。

  关于《神宗实录》真实性的追问,成为南宋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大问题,甚至说也是一个如何再改版的技术性问题。绍兴十四年(1144年)秦桧和赵构因谈论一位学者编的一本成代名臣经典著作的注释本时,涉及到了野史及再版的《神宗史志》(“实录”的换名版)问题。在纵深谈论时,放弃了主题即不再议经典注释,而是专论野史的祸害。赵构认为:“野史这类的东西的确是一个祸害,比如,靖康以来的私家记述,就非常不可信。”

  为什么盛行野史,概因官方正史失真之故。由于《神宗实录》已被反复改造,重编《神宗史志》的官方史官也不认真了,敷衍了事。秦桧颇有感慨地对赵构说:“臣曾委派史局的官员撰官《神宗史志》,居然有人一天就写完了规定的章节,如此轻率从事,那书怎么可以备用呢?”

  两位政治家而非史学专家对野史流行的危害及官方编史轻率的不良后果,产生了共识。赵构回应秦桧说:“朕往日曾经谈到范冲编撰《徽宗实录》应注意的事项,那就是只应当记录那些可以让后世效法的国家大事,而不必把鸡毛蒜皮的小事写进去。现在看来史官须有经学的根柢,才可以重用啊!”

  一语中的!政治家用权力给史学家的学术规定了方向,只能用道德史观和政治上的正确的方法论来写历史,否则就很危险,是严重不负责任的自由化!

  南宋高宗时大禁野史,首先以统一对靖康之变前的传位问题为重点--无论官员还是百姓都不能说徽宗的过失,特别是一定要把他比喻成开明的尧帝,等等;其次,对涉及国家历史的一些私人笔记,也予收缴,不允许出现与国编历史不同的说法。也就是说从查禁对象上由靖康间问题的私记又往上追溯了。

  最有典型意识的就是司马光所著《涑水记闻》【注3】的遭遇。

  绍兴十五年(1145年)秋,朝廷见对野史的禁止收效不大,想再次加强查禁。命令还没上式下达,司马光的曾孙司马伋赶紧给高宗上了一道奏章,说:

  建安地方新近刊行一种名叫《司马温公纪闻》(即《涑水记闻》的另称)的书,中间有不少关于国家历史事件的记录。我仔细翻阅家族所存档案,发现在我曾祖父平日的著述中,根本没有那一种,很明有人妄借我曾祖父的名字,推行自己的私论。请皇上下旨禁绝《司怪温公纪闻》,杜绝邪说的流行,使百姓免受煽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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