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盖死后的英雄谱并非以草莽为主流，而是以体制内走出来的人物为主。这在宋江的安排里已见分明，他的排列是：自己暂居忠义堂（相当中军），左军由林冲执掌，右军由呼延灼执掌，前军由李应执掌，后军由柴进执掌，水军由李俊执掌。（第六十回＜公孙胜芒码山降魔，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这样安排也无可厚非，让人奇怪的是杨志竟然被放在前军第五位，难道一位历经挫折的英雄还要被压抑。但是，对这种安排，杨志没有丝毫怨言。他认命了，有这么个水泊存身就知足了，还要什么荣耀。杨志的经历最典型地反映了社会上旧族与新贵的地位轮换。“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巷陌家”这句唐诗太精辟了！高俅低吟此句时（当然《水浒传》并没这么写），他脚步轻盈并志满意得地走进殿帅府，先羞辱了王进再陷了林冲。杨志呢，吟此句的感觉（书中亦没如此写）是什么样的？背负名将之后的压力，企求着凭借一刀枪积的累升。高太尉的一顿臭骂虽让他倍感屈辱，但还在坚持。

　　杨志非常明白这一点，所以从不卖弄出身，只想通过个人的业绩博取功名。

　　可惜，他命运多舛、时运不济。运送花石纲时翻了船。他丝毫不怀疑这个花石纲于国于民有什么意义，只是恪尽职守地完成本职工作。虽然翻船，但他希望在挫折中振奋起来，收拢一担财物去东京打点。为了刻意求官，他可以和任何人达成谅解，包括梁山的强盗。他的性格中的柔性（求官的韧性）占了主导，他绝对不像后来的卢俊义那样没事找事儿。经过与林冲一番精彩的搏斗后，被王伦叫上山，王伦劝他落草为寇，他坚决不从，但他愿意与对方谈判。酒喝到该说正事的份儿上，他几近央求地说：“承蒙众头领如此带携，只是洒家有个亲眷，见在东就居住。前者官事连累了他，不曾酬谢，今日欲投那里走一遭。望众头领还了洒家行李，如不肯还，杨志空手也去了”（第十二回＜梁山泊林冲落草，汴京城杨志卖刀＞）。

　　江湖黑道也有它的原则性，所谓“盗亦有道”，王伦发还了他的财物，派人送他登上往东京买官复位的行程。真正的悲剧才由此开始，施罗二人给他做了预测——实在是一代人一种人的命运谶言：

　　清白传家杨制史，耻将身迹履危机。

　　岂知奸佞残忠义，顿使功名事已非。

　　尽管痛遭高俅辱骂，轰了出来（贿赂的钱也白花了），还摊上官司（杀牛二，第十二回＜梁山泊林冲落草，汴京城杨志卖刀＞），但他还抱着一丝希望。被高俅轰出来后，他也有一丝闪念，对他为之卖命的体制发生了怀疑：“王伦劝俺，也见得是。…高太尉，你忒毒害，恁地克薄！”。不过，这仅仅是一闪念，祖宗光荣的业绩对他来说成了负担，成了必拜的图腾，他无法背叛它。

　　梁中书送给了他这样的机会，使它从罪犯一跃成为军官，恢复往日的荣耀，他怎敢不尽力。同样，对生辰纲的态度他也是不问其道德性，如同对待花石纲一样地去努力完成押运任务。为了完成任务，他不想让自己再出现任何闪失。在黄尼冈，他不住地殴打军汉快走，告诉他们：“这里正是强人出没的去处。”但是众意难违，没有人再愿走了。既便如此，他杨志还是不放弃最后一次警惕性。其实，既便是一点酒也不吃，这场被抢的悲剧也会发生。腐败传导出的社会危害，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表现出来。他杨志只不过是受害者之一罢了。

　　所谓的命运把他逼上绝路，他想一死了之。只有这样，才能让心中刻求升官的梦有个不太悲惨的结局。但又一个闪念让他放弃了死，好死不如赖活着，他寄托于官方能破获此案，给他个说法儿。

　　处心积虑的造反者

　　论出身，柴进远比杨志要高贵，他是前朝大周宗室。赵宋家的权力是从他家那里夺去的。为了补偿柴家，不仅给了丰厚的资产与大量的土地，还给了免于刑事处罚的铁券。但是柴进并不以这些为重，他处心积虑地交游，心平气和地等待时机。“柴进门招天下客”既是一种个人风格，更是一种伟大的志向。甚至是一种政治宣言。

　　林冲来到柴进庄子前的饭店里，遇见了奇事儿。酒家并不卖给他酒饭，只是说卖给他酒饭，柴大官人便无赏给他这等配军的钱了。柴进留下过话：“酒店里如有流配的犯人，可叫他投我庄上来，我自资助他。”（第九回＜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这句话很有分量，说明柴进对流配的犯人比江湖上的一般好汉更重视。在林冲于访他不遇再往牢城走的路上，遇见柴进（猜是），报上名号，柴进给予林冲的礼遇是超乎常规的：

　　那官人滚鞍下马，飞近前来，说道：“柴进有失迎讶。”就草上拜了。

　　柴进与梁中书有同样的特点，那就是爱惜人才，特别那些有特殊才能人。有野心的人无一不深爱人才，想干大事的人也无一不如此。林冲与洪教头斗棒，杨志与索超（及周谨）比武，同样是居于三人之上的野心家、大人物为或可利用的英雄设下的局。

　　柴进的威力是梁中书不能比的。何有些说？

　　宋江倒霉的时候便是例证。

　　宋江见柴进时，柴进拜在地上一声“端的想杀柴进”再现了他见林冲时的情节，表现出礼纳英雄的一贯作风。随后，柴进说了两个要点，以让宋江宋清兄弟俩安心躲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