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重塑学术史的“大手笔”，实乃出于朱氏要统一学术的功利需要。左丘明的《传》既然“不识道理”，为什么从司马迁到孔颖达再到赵（南）宋王朝的先人们都一例给左丘明一个“政治待遇”呢？其间的儒学大师们不是“瞎了眼”了？！

　　朱熹的情绪化与极力建立话语霸权的行为，不是没遭到其他学者的反对。如林栗（1188年）称：“朱熹本无学术，徒窃程颐、张载绪余，谓之道学。所至辄携门生数十人，妄希孔、孟历聘之风，邀索高价，不肯供职…”陈傅良（1190年）则较客观地批评朱熹“刻消太精，颇伤简歇；矜持已甚，反涉骄吝”。学术争论中又难免参杂个人恩怨与学派加政治斗争，终于导致了（1196年的）“庆元（学）党禁”。

　　朱熹为建立话语霸权并没放过司马迁，尽管为了尊崇孔子，司马迁出不惜采取了降低左丘明地位的手法！朱熹先引苏辙《古史》之论，称司马迁“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随后又指责司马迁“也说仁义，也说诈力，也用权谋，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权谋功利”。－－这也就等于说司马迁自称的《史记》是继孔子《春秋》的说法，不成立。这也意味着自孔子之后，只有他朱熹才有资格做义理之学的学问。

　　朱熹的作法多少又让人联系到上个世纪的“批林批孔”和“批水浒”，换句话说：朱熹把坟墓里左丘明挖出来，演化到现代就是“批林批孔”与“批水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