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历史发现，不断给后人揭开谜底。《竹书纪年》终于让儒家的虚构像一个个的肥皂泡在历史的阳光下，飞散、破灭。也好让后人理解：为什么从夏启到刘协，只勉强地演成了一回“尧禅舜继”的古装戏，而且事后的代价还那么大－－中国自三国（公元221年）至隋统一（公元589年，灭陈），竟付出三百六十多年分裂、兵革、政乱的代价！

　　《竹书纪年》是一种竹简书，发现于西晋太康三年即公元281年，由汲县（今河南省卫辉市）的战国古墓出土。古代学者经整理研究，认为它是战国时魏国史书，所记史事下限为魏襄王二十年即公元299年。《竹书纪年》对订证战国史料，尤有参考价值。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订《史记·六国年表》。经《竹书》订证，六国年表被发现存在许多错误。

　　对战国以前的历史的订证作用，也同样有着重大意义。最重要的有两项：一是，舜继尧位的真相及相关事件；二是夏灭亡的人事原因。

　　关于尧禅舜继的真实面目之记录不同于正统（或其他）文献。实为：“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关于伊尹与太甲争斗的记载亦不同于正统文献，实为：“伊尹放大（太）甲于桐，明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大甲七年，大甲潜出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关于末喜在夏亡过程中的作用，《竹书纪年》记载也迥异于后来的《史记》。《史记》称：桀宠有施氏上献美女末喜，在与汤战败绩后，携末喜逃跑，浮舟至南巢（今安徽巢县东南）而死。《竹书》则记录一段背叛的历史。称：桀伐岷山，岷山氏献二女，一个叫琬，一个叫琰。因此冷落了末喜，末喜则与伊尹相交，“遂以间夏”。也就是末喜并没有与败亡之君（夫）桀同渡难关，以致丧命，而是在受到冷落后，向桀的敌人出卖情报，致使夏亡。

　　伊尹本身就是个朴朔迷离的人物，《尚书》释文上记载他为奴隶，受商汤重用，稍有不满，又去投奔桀；对桀不满，而又回归汤。以《竹书》以记来论伊尹的这种反复，实在是一种故意安排。弃汤投桀，完全是为了骗取信任，从事情报工作。如此，“末喜氏以与伊尹交”便有了逻辑解释。以现代术语来说，以美男计诱使一个受性冷落的敌方高位妇女上勾，与其合作。

　　《竹书纪年》虽然不可完全可确为信史，但他确实地粉碎了儒家的历史谎言与虚构情结。

　　关于“尧禅舜继”的记载，《竹书纪年》的记载是：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舜囚尧，复偃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为什么要发动政变？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尧不愿按部族宪法规则交出权力，而想传位给儿子。尧不使丹朱见到自己的父亲，也是预防政局出现反复的原因。以《史记》的相关资料来分析，舜发动政变的另外一个原因还可能是尧把持权力时间过长之故，“尧立七十年而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很显然，若等到正式行使天子权力的时候，舜的精力也不济了。只有提前取得权力，才是即符已愿又利天下的选择。

　　至于说到尧宣称的：“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也是可能是存在的。因为，在尧辟位二十年后，才死去。为了给世人一个有利于双方的说法，就需要共谋，来补充历史，用回忆录的方式修正曾发生的不美好的事情。

　　从《史记》上也看得出，部族政治传子的冲动是十分强烈的。舜在位时，选择了禹为继承人，与此同时也存在舜子商均的势力。《史记》记载：“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

　　在启以前，演出过两场同场的政治戏剧，诸侯选择了法定接班人，而不倾向与接班人相抗衡的家族势力。倘使事实真地存在，那么启倒有理由采取果断措施夺取权力，因而也就有了与扈山氏大战的事件。

　　《竹书纪年》记载的启与益的关系，远没《史记》那么温和，而是一场血腥的政治杀戮。即启从益的手中夺取了帝位：“益干启位，启杀之。”而且，禹在整个政治交权的过程中也采取了两面派的手法：表面上传位于益，而实际上帮助自己的儿子启充实力量，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取而代之。

　　儒家虚构历史的本心是出于善意，但后果却是始作俑者所无法想像的。它造就了说假话的文化传统、说大话的政治习性。

　　作为一个技巧，后人也试图恢复孔丘的这种作法，以确立有别于旧儒的传统。

　　这个人是康有为。

　　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毫不隐讳指出：孔子制定了一套尧舜文武的政教礼法，而且亲自著作了六经，六经为孔子托古而作，托古为的是改制。康有为虽为维新主帅，但他没脱开儒家“设法说话”的历史思维，自称：“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

　　于是，维新从一创意开始就种下了悲剧的种子。儒家虚构历史的负面作用，死死地扼住了改革的喉咙。一个昏聩的帝国，在没落的传统中，终不能自救。

　　后人对康先生《孔子改制考》的评价并不完全否认，它集前人考据、辩伪的成果，对疑古学派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是它的武断与“创新的欲望”却一直为后人所病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