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佶这个人还是不错的

　　中国人从走卒贩夫到公卿巨宦都有皇帝心态，这是个不争的事实。要么，有些位高权重的大臣被判处死刑的理由总有“意欲篡弑”这一知条呢？岳飞说了一句自己的眼睛长得像宋太祖，就成了谋反的罪证之一；被破弹劾的经济案件往往伴随着政治问题，被搜查的时候，查出了龙袍以及其它的皇帝专用品，凡此等等。中国人当皇帝的机会有的是。刘邦从社会底层崛起的“帝起于细微”的故事太动人了，到了朱温，以降将之身，受赐“全忠”大为惊喜，这“人王中心”不是皇帝又是什么？作为军事将领的赵匡胤，一领皇袍加身，赶下了周柴天子。在他之前不到四十年的时间，这样的闹剧已经上演过多次了。

　　就像挤线较热的公交车一样，上不了车，着急；上了车，就不愿让别人再上来挤了。当皇帝前还有点沉稳劲儿，当上皇帝就有些沉不住气了，怕别人“重复昨天的故事”。所以，赵匡胤才玩了个“杯酒释兵权”。其实，杯酒释兵权不是什么新鲜招儿，刘秀早就用过，只是不这么叫【注1】。

　　聪明的皇帝有烦恼，糊涂的皇帝也有烦恼。不聪明的又不糊涂的皇帝就更难受了！相干点事儿，又没相应的才干；不干正事儿，又有一帮装模作样的大臣在不断地给予批评乃至顶撞。

　　是神，是人，自己也分不清。

　　宋徽宗就是既不聪明又不糊涂的那类。

　　在整个《水浒传》中他虽是个配角，但他所代表的心理倾向却极有价值。因为，他承接的是一个冗员无数、腐气冲天的烂摊子。

　　在位二十四年间，他也有过重大举措，不过多不奏效，便心灰意懒了。《水浒传》中所说的大办花石纲一事，在史书上也凿凿不磨。他上任之初，力复新法，也是寄希望国家气氛由此为之一新，而不惜采取了一些偏激的改革措施，比如崇宁三年（1104年）的重树元祐党人碑，没点政治胆量是不行的。在推行王安石派系传下的新法的同时，还改革了教育制度，把书学、画学、算学列为国立教程。这项改革实属不易，因为儒家一直把书、画、算还有工艺技术视为末计、小道，不能与四书五经的大道相提并论。

　　作为皇帝，他也能知错即改。过了三年，发现立元祐当人碑一事不妥。马上撤掉并解除对元祐党人的禁令。下诏求直言（——可以批评他这个最高领导人），并给一批冤假错案平了反。

　　一个末世皇帝能作到这样，已经十分不错了，尽管他想也没想自己会被掳到金国去。

　　干到第十个年头儿上，他还挺来劲儿，爱国主义情绪高涨，争取联金灭辽，拿回一些

　　【注1】《廿五史纲鉴》之＜东汉光武帝刘秀＞卷曰：“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邓禹、贾复知帝偃弇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乃去四兵，敦儒学。耿弇等亦上大将军印、绶，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进，奉朝请。”

　　失去的土地。所以，《水浒传》大书灭辽一事并把功劳记在梁山好汉头上，也不完全没有史实根据。

　　他的政治反省力与平衡术也不错，在给元祐党人平反后，并没把元祐党人的政敌贬下去，反而再次提高王安石的地位，追封王安石为舒王。王安石的儿子也被追封了爵位并从祀孔庙。

　　宋徽宗还是个富有同情心人，大概和他的艺术家气质有关。当时，宋朝的城市经济畸型地繁荣，破产的业户与农村的贫困人员便寄生于城市畸型的繁荣。以乞讨为生的人再遭

　　灾病，免不了死掉。宋徽宗批准蔡京采取了三种措施：建居养院，收养乞丐和贫困人口；设安济坊，给看不起病的病人提供医疗与护理；设立漏泽院，负责无法安葬的人的丧葬费用。所以，当代中国学者（2003，尚园子、陈维礼）高度赞扬说：“试想，在800多年前，今河南开封的一个没钱看病的穷人，就能到政府开设的免费机构得到治疗，吃到药物，这是一种多么了不起的制度。”

　　我这沉重的肉身啊！

　　面对一个江河日下的烂摊子能做到这些，已十分不易了。皇帝作为俗世的肉身，他是人。首先是人的儿子，而不是天的儿子；作为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他的艺术家的气质决定了他向往美好精神生活的一面必然借助政治权力表现出来。

　　如果说联金灭辽是国家战略上的失误，那么尊崇道教的责任则完全要由个人来负责。在他执政的后半部分里，他的精神生活借助政治权力而充实，国家财政去因此承担了巨大的额外支出，像办什么“千道会”、造什么“万岁山”之类的。

　　这种精神生活只是一种形式上有效的东西，还不能解决一个名神（天子）实人（赵佶）的人的内心无奈，那种深度的无可奈何。在蔡攸的劝说下，他终于认可自己是人了，要尽可能享受人的享乐。蔡攸说：“人生能有多少岁月，岂能徒然劳苦自己。”

　　对，这话对！玩起来看。《水浒传》中写皇帝宠幸妓女李师师，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赵佶常“轻车小辇，出入于街巷郊野。”

　　宋代文人嫖妓成风。允许文人嫖，为什么不允许皇帝嫖？况且他还是个很有成就的书法家、画家呢！是个大牌的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