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调人之任，不期而由国际之马歇尔转移到国内之第三方面。所谓第三方面包含民盟、青年党、社会贤达。社会贤达是散的，青年党太小，主要当然是民盟。而民盟秘书长适由我任之。我看到此形势之转移，即起而迎接此责任。

　　先是我因见国方之亟欲共方同意参加国大，共方则亟欲国方同意立即停战。曾拟在双十国庆日，把停战令与国大召集令，同时颁布。先关闭不和之门，其余争执随后协商解决，周以其事太险，不表同意。而局面变化太快，事实上亦已来不及。双十后一日，我在上海只商妥第三方面同人陪周还京，由我通知美方派机迎接。岂料这天下午国军便攻入张家口。并且国方一高兴，同时宣布了国大如期召开。我从上海搭夜车回京，还一点不晓得。天明下车看报，局面全变。知事无可为，即不去通知美方。晚饭时，美大使馆电话来问我回京否？我答早晨即已回来。问：何不来谈？我答：今无可谈。又强邀不已；且云马歇尔、董必武皆在相候（按：是日为饶伯森回国，行赠勋礼，故马董皆在）。饭后去美使馆，我告司徒说，以前好比一病人临危，尚可勉为施救；今则已经断气，谁还有办法？他们皆不甚相信。

　　次日（十三）司徒又专诚约谈，向我讨寻办法。如是者频有接触。我始而皆以无办法答之。后来我提出两原则：

　　一、美方已失调人作用；今后调人只可由国内第三方面担任。此点在美方及国方均应了解。

　　二、第三方面虽出头，而美方仍须配合尽力。我们彼此保持联络，随时洽商，共同进行，遇事要对国方说话者，即由马司去说；要对共方说话者，即由民盟去说。

　　司徒、马帅对此完全同意。只是尚待有具体办法及机会以求实现此原则。

　　此时国方军事上全胜之余，不想旁的，只想政治上得各方来参加国大，参加政府，以凑成其统一。所以派雷震、吴铁城、邵力子等再三奔走上海，劝请周恩来及第三方面共同入京商谈。第三方面同人自不忍见大局破裂，而协力劝周，周在各方敦迫之下，只有耐心勉为最后之一谈。遂有十月二十一日大家相偕入京之事。

　　就在大家来京这天，而蒋主席却走开了。——他去台湾游览。由孙科宴请全体同人（政府八代表在内），表示欢迎。我在席间起立发言，大意如下：

　　大家不要因周返京而乐观。据我看周先生此来，具有决心，勿宁是撤回延安之一步骤；前途正是可怕得很。回顾过去十个月，在座诸公均曾为和平努力，而还是有大规模内战惨剧在演，证明努力是失败。分析失败原因，盖唯国共两方具有力量，而此外则没有。大局为此矛盾之两大力量所支配，其他的人皆莫如之何。为保证今后努力免于失败，必须在矛盾之两力以外，有一奠立和平之力量出来。——此即指两党以外，藉广大社会为后盾之第三方面。虽然两党言和过去亦有马特使居间作调人，但他被动多于主动。亦许他是外国人，无法多用力。而国内第三方面对于同室之斗，过去亦一般地是被动，则不应该。从今天起，第三方面必须自觉认识其责任之重大，而团结一致，采取主动，当真负起责任来。同时国共两方亦要自觉其自身在矛盾中，非有超于矛盾之第三力量则和平不可期，而欢迎第三方面出来。全国人更要警觉时局之严重，而以舆论为第三方面作后盾。第三方面除贡献其心思与办法外，于必要时应秉持公正态度，对于任何一方之不爱惜和平者，断然声明其责任，以舆论制裁之。我相信这就是莫大之力量。这种力量本身是和平的；他酷爱和平，而且除了和平他亦不会作旁的。要和平，只有靠他。我希望同人勉励。（当时京沪各报所记载详略不同均可参看。）

　　自此以后，果然调人之任改由第三方面担当。第三方面采取主动，而国共两方则转居于被动。其办法便是第三方面先到梅园新村共方代表所在地，向共方询取其对当前之意见及具体条件。询问明白之后，再约期与政府代表在孙科家聚会，听取国方之意见与条件。两方意见皆弄明白，而后第三方面借交通银行楼上自己开会讨论。讨论出一折衷解决之道，作为第三方面之意见，再到梅园向共方提出商量，听取共方反响如何。共方之意既得，再到孙科家会晤政府代表，以第三方面意见告之，而听取反响。如是两方反响收集后，又在交通银行自己开会讨论。务期有更稳妥之一折衷解决，俾最后提出时，两方皆能接受。如其竟有一方固执不肯接受者，那势将为国人所共弃。第三方面就以参加国大或不参加国大对付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