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周在上海已略闻蒋二日提出之两点，马拟予退回而未果之事。所以他只嘱王炳南见马，口头表示共方不能同意那两点，未用书面正式声明。但周所要之无条件停战，马在蒋方，却根本无法替他做到。替他向蒋索讨十天休战，已费了大气力。在马以为十天内，不难将那两点谈妥，自然就可永久停战；虽不足满周之意，究竟亦算寻得一点办法。然周却不是如此想。周意：那两点根本不能谈的，你却限我十天谈妥它？岂非助蒋压逼我？同时，周恰又收得前方战报，共方在怀来地方大挫进攻张家口之国军。休战十日便予国军一喘息机会，而大不利于共方。他认为十天休战必蒋之自愿，初不知为马、司力争而得。所以就理直气壮地拒绝了。马得覆，亦出他意料之外：怎么我出力替你讨来十天休战，你还不要？我好意帮你忙，怎么倒说我帮助他？——彼此互不谅解，各自大怒不止。

　　误会尚不止此。八日马得周覆后，即同司徒有一联合声明发表。其中叙说到休战十天，在十天内要谈（to discuss）那两点。但前一日（七日）周所收得之文件内，在此处却是to carry out字样，而非to discuss。周看了声明之文字与给他的原文不符，正在生气。他认为马对他用较硬性的字，不该向外发表却换了较松活的宇。似是有意显示周之拒绝不近情。所以九日一早，马使独自一人秘密飞沪寻周见面。本是来质问周。而一见面，周却迎头先质问马：为何向外声明用字不同？马说：to carry out就是to discuss，并无不同。周说，你去问问任何通英文的人，谁可以承认这两个字义之相同？两人各怀气愤，大吵不已，情绪极坏。末后马说：我早对你说过，如果你们不相信我，你可明说，我马上就回国。今天从你的谈话中，我已经证知你们是不相信我了。周闻言，感觉到情形严重，乃云：我今天只是论你的文件，并不是论你的全部工作。临分手时，语言上虽归于缓和，感情上却伤透了。马帅当日下午悒悒返京，外间鲜有知其事者。

　　我何以能知道这些呢？因周氏滞沪久不回南京，京沪文件一往一返，首尾辄须三天工夫。不独耗时费事，且隔阂误会，大局前途可危。我屡次商请董必武先生促周回来。最后我愿自己赴沪劝驾。七日以此意告知司徒大使。司徒极赞成，并愿派傅泾波陪我去，派飞机送我去。八日晚，董、王二位以马使得周覆气急颤抖之事告我，我说这都是京沪两地分隔的不好，我决于明日赴沪迎周。董亦十分赞成。九日一早我访司徒，约傅同行。他们却推说午后起程。午后马由沪返京，他们才以马访周之事告我。我表示我还是要去。他们不预备再派傅同往。却盼我能劝周及第三方面同人来京。如其能来，必立派傅率飞机迎接。次日双十节我一人乘火车赴沪，晤周，周以其事告我也。

　　二、第三方面负起调停责任

　　上面我叙述这些，以见马帅司徒到此时无法再负调人之任；亦以见许多事败坏于粗心与多疑之中。整个大局之恶化，乃是许多小事积成，愈来愈变得恶化了；非自始即然也。

　　以下再说国大开会问题。

　　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宪，为政治协商五大事项之一，名为国民大会，实则仍不外一党派间之会。盖因国民党坚持其战前选举之有效，所以国大代表名额由各党派协商瓜分，并不取决于民选。既不尊重选民意志，则各党派义当互相尊重。依照协议，召开原是由各党共同召开，即由改组后之联合政府召开之，非任何一党所能独自办理。乃国民党不顾协议，一再独自决定开会日期而布告之。十一月十二日之会期，就是这样的一个会期。在国民党自愿其发号施令之有效，深盼各方如期参加。在各方则因会期究非大问题；大问题且争不胜争，小问题可牵就亦即牵就。除中共有书面抗议外，民盟只口头抗议，其余无人说话。临到双十节，转瞬即将开会，各方俱未交出国大代麦名单，参加不参加之可能均有。在国方，生怕大家不来。大家不来，则他在政治上即是大失败，对内对外都将站不住。在共方则生怕各方去参加，把他落下，形成其政治上之孤立，亦是一大失败。由于这种情势，国共以外之第三方面乃举足轻重，而为两方所亟欲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