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议会在组织及职权上，也简单之极，根本没有什么文字规定，连全体参议员名单也没有见过。开会时，交换意见每每就是口说，用不着书面。我记得第一天会议上，张伯苓先生曾问及参议员的选任标准是什么。胡适之先生曾问及参议会怎样去实行参议。当时参议会主席是蒋介石，他很少到会；汪精卫是代主席，经常主持会议的是汪。汪精卫答覆说，参议员人选重在在野党派、社会贤达和具有专长的人。总之，政府为了抗战，认为必须借重的，就可以选任。对于所谓参议，汪说了三点：一是政府认为时局无比严重，特请大家来共商国事，亟愿聆取各方意见。——这就是说看大家有什么建议。二是政府为应付时局或将有些计划方案之类，要交到会上请大家共同参酌。三是政府随时以国际情势、前方战况以及应付对策，告知大家，使大家得以了解而支持政府。

　　关于向政府的建议，军事、外交等方面自也不少，但意见比较集中的是四件事：一要调整政府机构，提高行政效率。大家认为国民党政府五院各部会太庞大，又加战时新机关层出，叠床架屋，不合战时需要。二要发动群众。三要成立民议机关，认为参议会不够。四要肃清贪污。直到我军退出上海，国民党政府将要西迁，张君劢、左舜生、黄炎培、沈钧儒、罗文干、马君武、李璜、杨赓陶和我九人，还联名提出以上几点。另外，如推荐胡适之出任驻美大使，建议蒋百里去德国，孙科去苏联，以争取国际援助等意见，也是在这个会议上提出并被采纳实行的。

　　关于政府向大家通报情况，当时也确曾将一些军事、外交等情报告诉大家，使大家于大局情势有所了解。例如当时很多人殷切希望苏联帮忙，而且甚相信它会帮忙，乃至期待它出兵或蒙古人民共和国出兵（当时曾请苏联驻中国大使回国一行，似闻此人回国被斯大林扣留）。在看不见苏联积极帮忙之时，大家以为国民党政府争取苏联的帮助不够，对此，主持会议者作出了解释。

　　如上所述，参议会也起了一些作用，但大家总不满意这一机构，而要求成立正式的民意机构。当时提出成立正式民意机构的方案，据说有七件之多。会议代主席汪精卫向出席者说，国民党内对这一问题颇感踌躇。他说了三点困难：一是确定人数有困难。人数少了不像民意机构（参议会的参加者就自觉人数少，不足代表人民，没有力量），非多不可。但多到几百人的会议，实在不切合眼前战时紧急状态的需要，而且没有较安全又足够大的地方开会（在第一次会议后，会议即在铁道部地下室举行。当时大本营也在地下办公）。二是代表产生有困难。他说正式民意机构总要用选举方法产生出来。但要办选举却是一件大事。户口不清，选民人数难计算，地广人多，交通不便，现今又战事紧急，安得从容举办选举。而况从来的选举，包括国民大会的选举，都从来办不好，人人皆不满意，现在仓促中更怕办不好。或者因战争的影响，根本办不成。最后他说，确定这一民意机构的职权有困难。因为自从七七卢沟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内曾有决议说：今后要多数人工作，少数人讨论，一个人决定。——这一个人当然是说蒋介石。如果建立正式民意机构，必应有最后决定权；没有决定之权，不成其为一民意机构，但这样便与上面的原则冲突了，所以很困难。

　　以上是在南京的话。后来南京失守前，参议会也随政府迁往武汉。

　　最后，说说我个人在参议会中的活动。参议会在南京时，我常常跑回山东照顾自己的工作。参议会在武汉时，我又访问了一次延安，随后又去徐州住了约一个月。所以黄炎培先生常笑我缺课。———每次开会我们坐下听会议代主席介绍各种消息情报，黄、沈诸老均笔记甚勤，如像上课一样，因以缺席为缺课。

　　我在会议中所尽力的，总是我的老主张：发动民众。第一天（八月十七日）会上，我就拿出来说。我要求建立个担负全国动员的系统机构，以应付大战。大意就是八月十日至十二日在上海《大公报》中发表的《怎样应付当前大战》一文中所说的。那些话说起来未免长些，内容涉及行政改革、教育改造。有一位性急的朋友傅斯年起来阻止，不要我说下去，他以那时上海的炮火正紧，应当商量军事、商量外交，你怎么说这个呢？当时会议席上参议诸公，看神气能理会我的意见的人很少。大约他们都觉得我“文不对题”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