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到北大，即由陈引来。行严先生与蔡与陈皆相熟至好，很快经邀聘到校，任教逻辑一课兼图书馆主任，但未能久于其事①。

　　李大钊则由章行严力荐而来，并且以所任图书馆主任让李。鲁迅（周树人）则是早先经蔡先生引用于教育部，此时又请其来校兼课的。此外的人物当然还多。还有同学中亦出了不少有力人物，皆与当时运动有关。然人物尽多，其中要以陈、胡、李、周四人起的作用最大，其影响所及不限于校内，抑且不限于北京一地而能风动全国者，则以种种刊物是不胫而走的。这些刊物，《新青年》而外，如《每周评论》《新潮》《努力》等等尚多，然其中要以《新青年》起的作用最大，又不待言。以时间计之，“五四”、 “六三”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六月的事，其时《新青年》刊行既满三年有半。正为在事前有这三年多的酝酿发酵而后乃有北京八校的学生行动和上海各地的罢工、罢市那些风潮出现，不是吗?

　　试看，毛主席之从湖南来北京大学旁听各课②，不正是被新思潮吸引而来，不正是在五四运动发生的一年之前吗?那时非独青年学子多被吸引北来，就是年纪大很多的，亦有不少人其思想有烦闷、生命有活力亦一样抱着为解决问题的心情而北来。例如今天年过九旬的张难先这位老人家，就是其中之一，当时他且将五旬了。据我所知，不一其例，且不多举。

　　核论蔡先生一生，没有什么其他成就，既不以某种学问见长，亦无一桩事功表见。然而他所成就之伟大，却又非寻常可比。这就是：他从思想学术上为国人开导出一新潮流，冲破了社会旧习俗，推动了大局政治，为中国历史揭开新的一页。在这里，他并非自己冲锋陷阵的。他之所以能成其功，全在他罗致聚合了上述许多人物，倾心倾力维护他们，并从而直接间接培养出了许多青年后起人物。

　　雄 辩 会

　　雄辩会是当时北大同学间发起成立的一种组织，主要以练习作讲演和彼此辩论为务。据我记忆，起始于一九一八年春季，参加者以法科同学居多数。我当时担任着印度哲学讲席，而在古印度社会公开辩论哲理之风最盛，其“因明”之学即发端并发展于此。因此同学们曾邀我在他们会上讲过一次话。其会务主要负责人，记得是方豪、雷国能等同学。此会后来发展如何，延续下去有多久，不详。

　　行 知 会

　　“行知会”抑或为“行知社”，其名称我记不明确。其发起成立似较晚，大约在一九二二年或一九二三年了。这是由哲学系同学们所发起，而参加者亦以哲学系同学居多。当时北大同学中间的种种组织非常之多，或注意知识方面，或注意艺术方面，或注意社会问题而有志于社会运动。唯此会则以个人的品德行谊为其注意所在，只要求各人就其所知所信而勉行之，故称“行知会”。参加的同学人数不多，约二三十人。不过教员方面被邀请参加者亦颇有人，我本人即其中之一。据记忆，还有徐炳昶先生（旭生）、屠孝先生（正叔）；乃至其时在校任课的德国人卫礼贤先生亦参加。凡会员初次出席于会者，即自己谈其所知所信和过去生活经历，以及今后如何自勉。记得我曾亲听到卫礼贤自谈其早年如何来到中国传教，久而久之，如何如何大大佩服了中国文化和学术，今后回国将以毕生精力从事译述宣传云云（他的中国语文很好）。其时负责会务者，只记得一个同学是河南人，姓杨，而忘其名。事隔十数年后，抗战期间忽遇其人于开封，似改名杨一峰。屠先生故去多年，现在谈及往事只有徐先生尚可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