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心理方面而论，在不同社会，人们作战心理各不相同。譬如游牧民族或工商业社会的人们，对于侵略性的作战便有兴味，或说天然是侵略性的，而农业社会则否；农业民族天然不能从事侵略性战争，而长于自卫，他们只有在自卫性战争中乃得发挥出力量。上面所说的三点，均系指出中国人在这类战斗中才亲切有力。这即是说：对自卫战争亲切，对侵略战争则否；对保卫国家的战争不够亲切，而对保卫地方的战争则很亲切；对种族成见不深，而文化理念颇强，愿为之而死。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战斗不止一次，敌人的优点长处在一次中表现，在二次中表现，三次中表现，但总不能永远表现下去；我们的优点长处，第一次不表现，第二次可表现，第二次不表现，第三次可表现……总不能永远不表现出来。最后一次表现，即可制胜于最后。

　　蒋先生又论述了山东的战略地位。他说，在他看来全国形势以山东半岛为最关紧要。其紧要之点有许多，可惜我现在多已记忆不起。有一点将于后文叙述，这里且略提一句，那就是：中国人假如控制了山东高地和山西高地，坚守一些山区，始终把它们掌握住，则中原（北方广大平原）非敌人所得而有。此外山东对徐、海及其以南地方也有屏障作用。蒋先生还提到，袁世凯时代有一位美国名叫乌德的将军来中国考察，袁曾派他去青岛招待陪伴此人，沿胶济、津浦线到北京，随处下车察看访问。乌德曾对他盛赞山东地位之重要不已。后来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之时，他曾向袁陈说利害，指出必须保全山东；其他可让，唯独山东不能让。他还从历史文化方面对我指出山东的价值与意义。他还说山东人的体质和民气也好，等等。

　　他又询问我们在山东的工作和设施，我大略告之。在我这次访问蒋先生之前，即一九三五年十至十二月间，我们刚好推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拟定了一个以改革地方行政和民众自卫训练为主要内容的“三年计划”（一九三六～一九三八），此时正好着手执行，为应付敌人入侵，实行自卫做准备，如一旦中日关系破裂，即可发动民众与敌人相周旋。陈述这些是应其所请，同时也是为了向他请教。他于赞许之中，对我备加勉励，并再三向我讲明军队抗击敌人全靠人民力量之理。他说，不唯军队的组成和补充全从人民而来，军队的供应给养和支援全靠人民，作战时还有待人民的配合、掩护等等。最后他期望他所认识到的中国民族的伟大力量（如前分析的三点）将取验于山东。

　　百里先生谈起话来滔滔不绝。他平素谈话容易兴奋，而这一天更见其兴致之高和精神之好。他的识见和热情使我既受到很大启发，又深受感动。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之初的

　　一次会见

　　“七七”事变前夕，七月二日我由四川经武汉到北平，深感华北局势严重，形势紧张，即于五日赶回到山东邹平，两天后卢沟桥战火即起。山东韩复榘原对应战有所准备，至八月初转而有保存实力避免作战的表示。更为重要的是南京政府蒋介石是否决心一战还看不清楚。于是我特地于八月初去上海、南京一行，以便弄清当时时局的动向，尤其是要访问蒋百里先生，以便向他请教。

　　我是八月九日到上海的，九日、十日、十一日，天天去国富门路他的寓所与他长谈。但他一见面却力促我速回山东，要我催促山东当局将重要的物资——特别是兵工厂和民用工业的机械设备、运输工具汽车及车辆修理厂等——尽快西迁。这一则是免于资敌，一则是将来被敌人封锁时需用，缺少它不得。而这类物资多很笨重，运输力又有限，非及时筹划，早日动手不可。他还告诉我，上海工商、金融各界均在政府催促动员之下开始西迁了。此事要紧，我亦知道，只是自己刚到京沪一带，不想立刻回去。经他热心督促，我决定先到南京，打算从南京的山东省驻京办事处向济南通电话或电报来谈此事。

　　此番到沪听他谈话，知他对抗战前途充满了信心。他总是说：“打不了，也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五年、八年、十年总坚持打下去，不论打到什么田地，穷尽输光不要紧，千千万万就是不要向他（指日寇）妥协，最后胜利定规是我们的。你不相信，你可以睁眼看着，我们都会看得见的，除非你是一个短命鬼。”他的这番议论听到的人很多，未曾直接听到而间接听到的人也很多，几乎是传诵一时。然而料想不到百里先生本人却竟未及亲见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先自身逝，真是令人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