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年（民国九年）一个夏天，梁任公（启超）、蒋百里（方震）两先生由林宰平（志钧）先生陪同来我家（北京崇文门外缨子胡同）访我，以前辈而枉顾我一后学；这是我与两先生彼此交往之始，但其后交往并不甚多；尤其是我同百里先生往还不算多。现在只就其中较重要的两三次回忆如后。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百里先生经青岛忽到山东邹平，访我于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不巧得很，那正是我前妻黄靖贤病故之日。他上午便已到达，而我正守护着垂危的病人不得抽身见他。实则我当时并不知道蒋先生到了邹平，因院中同事没有通知我，而代我接待了他。及至下午病人身故，他料知我没有心情与其相见，便径自返回。我于事后得知，也无从明白其来意。

　　一九三六年初的一次会见

　　这年寒假，我应广州教育界的约请，去作讲演，路经上海，造访百里先生于国富门路他的寓所，一面向他表示歉意，一面向他请教，问他为何去邹平访我。蒋先生说：我是想找你谈谈国家大事，谈谈日本侵略我国的问题。这才清楚他是为了时局紧迫（按日本人大搞所谓“华北明朗化”、“华北五省三市自治”，就在一九三五这年夏秋间），关心我在山东的乡村工作，想对我有所指教而到邹平的。记得去访问蒋先生的那天恰是旧历元旦，承留午饭，盘桓颇久，谈话甚多。

　　蒋先生素来熟习日本情况，而各方情报又很灵通，对我首先指出日本大举入侵我国将不在远。他说，中国人固是大难临头有不待言，而最后失败却将是惹是生非的日本人自己。日本人眼光短浅，它很不应当侵略中国。日本文化是接受中国的文化，它侵略中国，对它毫无好处，而给它带来的将是很大的灾难。他断言，华北纵然有失，将为时不久；就连已失去的东北，将来收回亦不成问题。理由是国际情势转变甚快，说不定三年五年就有机会到来。不过外面机会虽不难有，甚且一遇再遇，而我们自己没有准备，不成一个力量，对此种机会不能加以利用，则仍然无希望。……结论就在中国人自己要努力。

　　蒋原是著名的军事学家，谈得最多的自是将来的中日之间的战争问题。他说到他的所见有以下几点：

　　一、中国民族夙非以武力见长，民族历史不以武功著称；但每从自卫上发出力量来，亦能战胜强敌，也就是说中国不能打侵略战争，而长于自卫。

　　二、国家观念在中国人向来不够明强，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央若非一代开国之时，亦往往力量不强。因为中国人国家观念不够明强，从这方面不容易发挥出力量来，而保卫地方倒能发挥出较大的力量，因而有时一个新的有生命的力量常从地方（民间）兴起来。

　　三、中国人在种族上素无狭隘之见，却在文化上自具信念。中国人国家疆界与种族界限很模糊，不大与人分，很缺乏国家成见与种族偏见，而文化问题却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中国被外族征服，非第从种族观念上抱亡国之痛，更从文化上而有亡天下之戚，不甘心于文化之灭亡（外族辄俯从中国文化以此）。中国人的力量往往为保卫民族文化一念而显发出来。诚如中国古语所说，“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蒋先生还举例说，曾（国藩）胡（林翼）之奋起抗洪（秀全）杨（秀清），曾胡之所以胜，洪杨之所以败，原因甚多，但其中含有一个文化问题。

　　他又说，决定战争胜败的条件原很多，总括来说不外物的条件与人的条件两大方面。物的条件如地势、经济、资源，武器装备等等，人的条件如主帅的才略、将领的团结、战士的士气等等，也包含很多。可以说这两大方而都很重要，都关系战争的胜败，但总以人的条件为主为先。因为物总是靠人来运用的；如果没有人的运用，或有人而不善于运用，物的条件在战争中的作用就不能很好的发挥或发挥不出来。而人的条件，就一次战役而言，往往担任指挥的将帅才能胆略最显，地位很重要。但如果战争规模很大，持续时间极长，则士兵的关系更为重要。这就是说在此种战争中，其胜败的决定因素却在全体士兵。将来的中日战争可能是长期的，其规模之大也将是世界战争史上所少见。那末，士兵的重要性将居首位。士兵优劣长短，自有许多方面，如体质、年龄、文化程度以及技术精熟与否等等，都关系很大，但它们究不如其心理方面（精神方面）的因素更为要紧。而在心理方面大概又以士兵对其作战之意义有亲切的认识，而从内心里发出力量者为最后制胜的基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