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至此，要转回来说它这种作风招出来的社会阻力，以致报纸如何被封。

　　彭先生的报纸既然有所主张，有所反对，好恶爱憎，随事揭露无隐，当然引起了社会上拥护他和恼恨他的两面。后一面即其阻力所从来，可无待言。但有两点还待剖说剖说。

　　一点是他的不畏强御，招致了权威方面的恼怒忌恨。譬如当时驻在北京的姜桂题军队（属淮军系）是一般商民们最怕的，而报纸屡次指斥“姜军野蛮习气不改”，甚且说到了姜桂题本人。又如当时制度上以兵力统治北京的是“步军统领”，又称“九门提督”，可以随时捕人治罪。而报纸竟以“提督衙门的弊病”为演说题作了长篇大论（见七○六号报）。在此之前，还指责了刑部的积弊。刑部和提督衙门俗号为“南衙门”、“北衙门”，那是极黑暗凶惨可怕的。后来制度渐改，由巡警部直辖内城警厅、外城警厅以统治北京地面，彭先生又去触犯巡警部（详后）。这样积恨已久，如何能逃其毒手。

　　再一点是，彭先生虽只不过倡导维新改良，而在老顽固守旧者却把他混到革命方面去而分不清，问题之落归严重在此。有两个鲜明事例。

　　有一次内外城各阅报社——如前所说的阅报室、讲报处，此时很发达，统称阅报社，约不下四十多个——约期各派代表到“首善阅报社”聚齐，商量为冯、陈、潘、惠四烈士合开一个大追悼会的事①。而届期竟未得聚商，因到场的人太少。查其缘由，是许多阅报社有巡警前来探问查询，又像是通知的样子，说据报革命党进了京，订期二月二日起事，而你们怎么要二月三日聚齐呢？所以吓得许多人不敢到场了。

　　再一件事是，有一台湾人任文毅，日本名字叫藤堂调梅，偕其日妇到京，经朋友介绍借住报馆内。巡警部的探访局把他认为是革命党首领孙文而捕去了。任文毅原自认为是中国人的，一向不愿作日本人。彭先生根据事实为他力争无效，卒由其日妇诉于日本使馆，还是作为一个日本人而由使馆出面交涉，才得开释。释放的第二天，《京话日报》上登出一行大字：

　　巡警部拿获的孙文已经释放。中国人的事本可自了，而竟作了国际交涉。哭！哭 ！（见七二九号报）

　　虽被捕，营救各事从未见报，除此一行大字外亦不说旁的，而只此一行大字给官府的刺激亦就很够——够他们羞恼成怒的了。

　　所以等到袁世凯的电报一来（见上文），巡警部马上动手。所以彭、杭二人先则同罪，后则异罚。——非借口其他的事加重其罚不解恨①。

　　当时不是没有支持彭先生的那一面人来营救，无奈清廷顽固派总把维新和革命连通一气来看待，难于进言。

　　报纸的被封，彭先生的得罪是用不着惋惜的。在“它”和“他”不是都已经尽了那时节的历史任务吗？所可惜的是彭先生还不能深刻地认识社会问题，当他二次办报时候没有他认真要搞的一种社会运动在胸中，从而其报纸亦就缺乏生命力。这样，他的报纸亦就办不下去，而彭先生这个人物亦就止于此了。

　　补记二则

　　当巡警部命令外城警厅逮捕彭先生时，其内部就有人把这消息送给彭先生。这正是本文一再说过，他是一面遭到一些人忌恨，另一面又获得人们同情的。消息到来，彭先生何以处此呢？据他自记：

　　先一日（一九○六年阴历八月十一日）友人望桂臣约饮于正阳楼。酒半酣，报馆来人，踉跄奔入，谓：祸将不测，速速藏避，万不可归。余谓辛斋曰：“‘保皇党之结果’发作矣。”盖《中华报》所登保皇党吴道明、范履祥一案标题为“保皇党之结果”也。座中有人献策，嘱急入使馆界暂避，再作计议。辛斋不答。余曰：“平日自命何如？事急而托庇外人，华商之名扫地尽矣！余决不往。”于是置若罔闻，饱啖痛饮，归报馆坐以待捕。久之寂然。十二日黎明入城至道胜银行清理账目，不谈昨夕事。又至各债户处问明欠款数目，午前即归。静候至申刻。汪士元（警厅佥事）持传票来，面作哀惜之色，嗟叹无词……（见《彭翼仲五十年历史》第四十七页）

　　这里见出彭先生的气概、节操和定力，应须补入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