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那反对它、怨恨它的一面，只举出一事可以概见。有一位刘瀛东先生独力出资设立贴报牌三十处，分布于内外城各通衢要道，屡屡被人推倒砸毁。初时没有好办法，只有自己修复重设。幸得后来巡防局承认保护，哪知依然不行。据三五八号报所载“五城防局赔补报牌”一条新闻内说，三十处报牌经检查被毁的共达二十五处之多。

　　此外，如一青年热心讲报而被老父知道，不许其讲（见二八七号报）；如有人在路旁广场讲报多日，忽有巡长来干涉不准，并且说出的话很难听（见七一七号报）；如有练勇劈毁报牌并从墙外向报馆内抛砖辱骂①（见三五一号报）等等。像这类事情，其不见于报上的当然还多。

　　在出版届满两周年时，报纸已得畅销，而那篇纪念演说文末还结束说，“但愿从今以后骂报的人一天比一天少，中国可就算进步了”（见七一七号报），足见其时咒骂的人仍然很多。

　　（三）读者来函和投稿特别多，形成了报纸与读者间一种文字往来，精神交流。有时并且从而发生了实际行动。例如前述之国民捐运动就是这样发生的一桩事。

　　试更举一小事为例。彭先生因为每值阳历新年各使馆洋兵放假，出来纵酒闹事，常常打人，特撰“敬贺各国新年并预告各国卫兵长官”一篇演说，向他们致意劝告（见一三五号报）。结果很好，各国洋兵居然受到约束，东城市面为之平安许多。事后就有祟实学堂同人写信给报馆，称颂致谢。过了不久，阴历年来到，便有人投函报馆说，各王公大臣府第的轿夫马夫等人，每值年节亦是容易闹事欺人的②。希望为此再撰一篇演说。于是一五八号报上就发表“奉告各王公大臣左右留意”一文，以应读者的请求。

　　读者投稿之多，是由于编者欢迎人们投稿，取了一种奖掖态度。只要其稿命意确有可取，稿中有错别字或文句欠通顺，不能自达其意，必替它润色修改登出（注明其经加修改）。最可注意的，是投稿的各式各色人无不有之①，而偏以不能文的居多数，大半是识字可以看懂白话报而不大会写的人，质言之，不是知识分子，不属知识阶层。往往这种粗俗不文的人，易受彭先生的感动而胸中有其要吐的话，就来投稿。似此修饰过的来稿，报上常常见。

　　当然，能文会写的人投稿亦不少，颇有人由于投稿渐熟而经常负责撰稿，变成了报馆内部人一样。那些文字欠通而经修改登出的投稿人，又每每来面见彭先生，认老师②。

　　在当时办报既是新鲜事，给报纸投稿更少经验，曾有投稿人询问是否需要付出刊资的。报上答复说，报馆本来应该付给稿费，今无力支付，哪里还有取刊资之说。又于二二九号报上发表彭先生一篇给投稿人公开的信，信中大意有几点：（一）来稿言论皆有功大众，非止帮我们报馆的忙，打算约期聚会订交；（二）请将姓名、住址、籍贯详细开明，不必隐名或写假名；（三）稿件登报后，有什么是非皆归本报一面承担；（四）千万不要讲些夸奖赞扬本报的话，若是再来夸奖，我只好把原稿焚化成灰，用眼泪和成丸子，吞到肚里去。这末一点是因为来稿每每从赞扬报纸、恭维彭先生说起，而他感触到社会上那些反对的怨恨的情绪之高，再登许多恭维自己的话，反更招嫉忌恼怒，于事有损无益。

　　投稿踊跃，难以全登，亦且难于估计哪篇何日登出。但又怕久不给登将使投稿人悬望不安，曾用“来稿题名”的办法，选择一批（十二件）可用的稿件披露了其论题和撰稿人姓名（见三五一号报）。稿多，于此可见。

　　这样，《京话日报》就成了人民的喉舌——一个公众的言论机关。

　　（四）以办报发起和推进社会运动，又还转以社会运动发展报纸；把办报与搞社会运动结合起来而相互推进。这是彭先生不自觉地走上去的道路，其报纸后来所有之大发展，全得力于此。

　　再说明白些：社会运动当然是从其社会存在着问题而来的。有些先知先觉把问题看出得早而切求其解决，就提出一条要走的路号召于大众，而报纸恰是作此号召的利器。身在问题中的众人响应了这种号召，便形成一种社会运动。报纸以运动招读者，以读者推进运动。以当时存在的问题而论，一面是封建制度的积弊，一面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其可能走的路，一条是维新自强，一条是大革命。彭先生从其感性认识到的问题，取了切近易行的前一条道路，是适于北京社会乃至北方社会这土壤来滋长发展的。一九○二年开创后不到两三年，在北京便声动宫廷，西太后亦要看看这报纸；在北方则东至吉林、黑龙江，西至陕西、甘肃，都在传播①。到它报纸被封前夕——一九○六年下半年正是其发展的最高峰，而这一发展亦就戛然而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