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爱国维新运动一个极有力人物

　　凡自幼居住北京而年在六旬以上的老辈人，一提到“彭翼仲”三字，大概没有不耳熟的。其人其事虽已过去五十多年了，而在不少人中间仍然留有印象。他于一九○二年为北京社会首创了第一家民间报纸，随后又陆续出版了两种报纸，倡导爱国反帝和维新改革运动，遭受摧残，身被重罪，如我后文所述。然而我今天查阅那些讲到中国报纸历史的各书，或则漏掉不提，或者止于提及报名，或虽则言及某报被封、某人被罪，却又错谬不合。至于其所从事的社会运动曾有若何影响成效，就更无只字道及。

　　我查阅的计有下列各书：

　　一、《中国报学史》，戈公振著，一九二七年初版，解放后有三联书店一九五五年新版

　　二、《中国新闻发达史》，蒋国珍著，一九二七年世界书局出版

　　三、《中国新闻事业》，黄天鹏著，一九三二年现代书局出版

　　四、《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系教研室编稿

　　五、《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稿》，张静庐编，中华书局出版

　　就这些书来看，对于过去各地报纸，还要算戈著《中国报学史》记的较详。原书第四章题为“民报勃兴时期”，在北京出的日报方面，首列《京话日报》，丛报期刊方面首列《启蒙画报》，而于《中华报》亦没有漏掉，这就很对。戈著把中国民间自出报章标为“民报”，以别于官报和外报——外国传教士或洋商办的报，这种分别亦极好。官报、外报、民报其背景立场本来是迥然不同的。例如不加区别的话，北京之有近代报纸，日商《顺天时报》还早于《京话日报》。但那是有日本帝国主义作背景的，别有作用的。北京有官报则更早。唯独从中国的民间立场来说，彭先生之在北京办报乃具有首创精神，不容埋没。

　　然而戈著对于彭先生之被罪和他的报纸如何被封，却又言之错谬，如原书说：

　　光绪三十二年《中华新报》以登载军机大臣瞿鸿卫兵抢掠事被封，主笔杭辛斋、彭翼仲递解回籍。

　　这里《中华新报》实为《中华报》之误。光绪三十二年（一九○六年），当时北京并没有什么《中华新报》。而且向来军机大臣在京亦未闻有什么卫兵，更没瞿的卫兵抢掠之事。当时彭先生所办《中华报》和《京话日报》同时皆被封，实别有其原因，如我后文所述。彭、杭二公最初定罪虽同是递解回籍，严加禁锢，但后来只杭公递解回籍，彭先生则是发往新疆监禁十年。所以戈著说的大多不对。

　　戈著所说，有的对，有的不对。其他各书则更疏漏或有误，尚不及戈著。这就使得我今天不能不来写此一文了。

　　我和彭先生的关系非同泛泛，是有责任来作此记述的。他和我先父从年轻便交好，换帖订盟如兄弟。因为交好，彼此又作了儿女亲家，他的长女就是我的长嫂。在办报的同时，他又办了“蒙养学堂”，亲自教育儿童。学堂同报馆即设在一处（前门外五道庙路西），我就是那里的小学生，课余常常看到排版印刷。《启蒙画报》便是我自幼心爱的读物。一九四二年在桂林我五十岁时，曾写过一篇《我的自学小史》，叙说我既没有受过四书五经的旧教育，所受新式学校教育亦很少，一生全靠自学。而自学每每是先从报章杂志吸取常识，引起了某一方面问题的兴趣和注意，然后再寻求专书研究。彭先生所出各报正是最初助成我自学的好资料。彭先生当年的事业和他致力的社会运动，原都有我先父一分赞助力量在内，而到后来我之所以投身社会政治运动，自然亦是受他们两老的启发和感召。试问像这样，我焉能忘怀于他，不为他尽这份笔墨之力？

　　当我将要撰写此文，我先邀请彭先生的子女们会谈。这就是一位七十二岁的老姐姐彭清缃，还有清杰、清颐两弟兄，亦各六十岁了。向他们征集些材料并请其帮助作些回忆。又恐怕我们这关系太亲密的人叙述易流于溢美或偏于主观，我特访老舍先生，征求意见。老舍大为赞成，鼓励我放笔写，还又介绍我访问了徐兰沅、萧长华、郝寿臣各位先生，都请他们说一说当年对于彭先生及其报纸印象如何，感想如何，希望从旁面得到一些印证或矫正。本文在后面都分别引用了他们各位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