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看，毛主席之从湖南来北京大学旁听各课②，不正是被新思潮吸引而来，不正是在五四运动发生的一年之前吗?那时非独青年学子多被吸引北来，就是年纪大很多的，亦有不少人其思想有烦闷、生命有活力亦一样抱着为解决问题的心情而北来。例如今天年过九旬的张难先这位老人家，就是其中之一，当时他且将五旬了。据我所知，不一其例，且不多举。

　　核论蔡先生一生，没有什么其他成就，既不以某种学问见长，亦无一桩事功表见。然而他所成就之伟大，却又非寻常可比。这就是：他从思想学术上为国人开导出一新潮流，冲破了社会旧习俗，推动了大局政治，为中国历史揭开新的一页。在这里，他并非自己冲锋陷阵的。他之所以能成其功，全在他罗致聚合了上述许多人物，倾心倾力维护他们，并从而直接间接培养出了许多青年后起人物。

　　雄 辩 会

　　雄辩会是当时北大同学间发起成立的一种组织，主要以练习作讲演和彼此辩论为务。据我记忆，起始于一九一八年春季，参加者以法科同学居多数。我当时担任着印度哲学讲席，而在古印度社会公开辩论哲理之风最盛，其“因明”之学即发端并发展于此。因此同学们曾邀我在他们会上讲过一次话。其会务主要负责人，记得是方豪、雷国能等同学。此会后来发展如何，延续下去有多久，不详。

　　行 知 会

　　“行知会”抑或为“行知社”，其名称我记不明确。其发起成立似较晚，大约在一九二二年或一九二三年了。这是由哲学系同学们所发起，而参加者亦以哲学系同学居多。当时北大同学中间的种种组织非常之多，或注意知识方面，或注意艺术方面，或注意社会问题而有志于社会运动。唯此会则以个人的品德行谊为其注意所在，只要求各人就其所知所信而勉行之，故称“行知会”。参加的同学人数不多，约二三十人。不过教员方面被邀请参加者亦颇有人，我本人即其中之一。据记忆，还有徐炳昶先生（旭生）、屠孝先生（正叔）；乃至其时在校任课的德国人卫礼贤先生亦参加。凡会员初次出席于会者，即自己谈其所知所信和过去生活经历，以及今后如何自勉。记得我曾亲听到卫礼贤自谈其早年如何来到中国传教，久而久之，如何如何大大佩服了中国文化和学术，今后回国将以毕生精力从事译述宣传云云（他的中国语文很好）。其时负责会务者，只记得一个同学是河南人，姓杨，而忘其名。事隔十数年后，抗战期间忽遇其人于开封，似改名杨一峰。屠先生故去多年，现在谈及往事只有徐先生尚可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