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洋事业是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领域之一，党和国家领导人从50年代起就十分关心这项工作。1956年，毛泽东就对交通部门提出一个重要任务：我们要发展一二千万吨的海上运输力量。1958年，毛泽东再次提出要建立起“海上铁路”。1963年，周恩来根据当时有利条件，提出在积极发展国内造船工业的同时，也可利用香港中国银行可提供的外汇贷款从国外购买船只，以加快发展我国远洋运输船队。60年代末70年代初，交通部学习大庆石油会战的经验，组织上海造船大会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造了9艘万吨级客货轮。与此同时，在1970年全国计划会议期间，周恩来明确指示：在远洋运输方面，要力争在1975年基本改变租用外轮的局面。之后，国家计委制定了一个计划，即：在1972年至1974年三年内利用外汇贷款买船，以加快发展我国的远洋船队。国务院批准了这个计划。

　　“风庆轮事件”就发生在这个期间。

　　风庆轮就是当时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9艘万吨轮中的一艘。这艘远洋货轮是由上海江南造船厂为交通部上海远洋运输公司承造的，于1973年完工。随后，在上海远洋分公司的参与下，先后进行了轻载和重载试航，并在1974年春季根据交通部的决定执行了远航欧洲的任务。

　　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造了万吨级的风庆轮，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是，由此引起的政治动荡并最终波及到中央最高领导层则是人们始料未及的。

　　在风庆轮轻载试航中，上海远洋公司指出，风庆轮主机汽缸套磨损达0.15毫米，质量尚不过关，需要采取改进措施。但是，受“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市公交组却说，交通部的人对国产船百般挑剔刁难，是“崇洋媚外”的典型。

　　“崇洋媚外”是江青等人攻击周恩来等国务院领导的“常用语”。1973年初，国家计委根据周恩来指示，上报了一份《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提出从国外进口13套大化肥设备、4套石油化工设备、1个烷基苯工厂设备、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1.7米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斯贝发动机等，总计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这份报告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后付诸实施。事实证明，这些引进项目，对于加快我国的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这一行动却被“四人帮”指责为“崇洋媚外”。

　　1973年夏天，中共十大在北京举行，王洪文当上了中央副主席，张春桥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继续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四人帮”气势更盛。在随后筹备四届人大时，他们紧急行动起来，想由他们来组阁。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排除一些障碍，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已经恢复副总理职务的邓小平。而“崇洋媚外”则被“四人帮”认为是向周恩来和邓小平进攻的最为有利的武器。

　　1974年1月，姚文元到上海收集材料，为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做准备。1月17日，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召开的上海市总工会常委会上，上海市革委会常委金祖敏说，闵行地区的几家工厂生产任务吃不饱，而北京部里的人却从苏联进口发电设备。有些设备明明可以自己解决，但是喜欢进口，包括电机厂、造船厂出的产品。可见，“最近崇洋媚外思想有所抬头。”上海市革委会主任马天水也说：“有一股进口风。”姚文元听后立即表态说：“在生产问题上，经济领域的斗争是不断的。”并要求给他搞几个材料。

　　有了姚文元的表态，下面的人就有了胆量。“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人物陈阿大跑到江南造船厂煽动说，你们这个厂是王洪文做过工宣团长的，现在你们求稳怕乱，是倒退。对有些人要敢批敢斗，你不向他进攻，他要向你进攻。经陈阿大点火，江南造船厂的一些人贴出了《远洋公司还是崇洋公司》的大字报。随后，这份大字报被刊登在《文汇报》的内部刊物《文汇情况》上。马天水看后立即批示，要求远洋分公司革委会将全文照抄成大字报，在公司的重要地方张贴出来。同时，还令上海市工交组发上海各船厂职工“一起议论”。之后，工交组又派人到远洋分公司，指责公司领导对大字报不表态，指责交通部和远洋公司“拜倒在洋人脚下”，“靠买船过日子”。在马天水批示后，上海各船厂也纷纷前往上海远洋公司张贴大字报。一时间，公司院内四处贴满了批判“崇洋公司”的大字报。

　　根据姚文元的指示，金祖敏让江南造船厂写了一个典型材料，题为《从万吨机的制造看造船工业的两条路线斗争》。材料列举了上海机电一局系统的电机、机器制造等行业的例子，重点之一是就风庆轮试航过程中质量问题的分歧。材料攻击交通部执行的是“刘少奇的造船不如买船的路线”。为此，金祖敏于1974年春节写信给姚文元：“遵照毛主席‘洋为中用’的教导，进口一点技术先进的样品、样机，作为借鉴是可以的。而有些可进可不进的设备、原材料，应自力更生，立足于国内。但当前出现一种什么都信赖进口的倾向值得注意。对于这问题，我觉得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还是推行爬行主义，洋奴哲学，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是一个路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