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月，《人民日报》社记者邀集西北五省区部分企业的干部和工人座谈学大庆运动的经验和体会。与会者在发言中，交流了学大庆运动的经验，畅谈了学大庆的体会，有的还对下一步的运动作出了计划与安排。

　　青海石油管理局政治办公室主任陈启发在发言时说：我们同大庆的差距很多，人的革命化不如大庆，这一条是最根本的差距。刚开始学大庆时，我们那里有人说：“像大庆人那样不怕苦、不怕累地干，三天五天可以，三年五年就难了。”也有人对大庆“会战六年如一日”感到不能理解。这就是人的革命化的差距。思想没有革命化，对大庆经验就感到不能理解，接受不了，也就学不到手。大庆经验告诉我们，带队伍，一带思想，二带作风，三带方法和技术。因为职工队伍有了革命思想，有了革命作风，才会有顽强的战斗力；再加上好的方法和技术，就会使任务完成得更出色。陈启发还介绍说，从1965年以来，他们从上述三个方面下功夫学大庆，使大庆的革命精神在群众思想上扎了根，就开始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

　　石油部六五○二生产队中队长朱和增谈起自己所在单位学大庆的经验时发言说：我们学大庆，一学大庆“严”字当头，从操作上、技术上、管理上严格要求；二学大庆生活设施从简，自己动手盖房子；三学大庆“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作风，实行岗位责任制；四学大庆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激励全体职工同大庆比干劲，找差距。他还介绍说，前一个时期，我们的材料部门学习大庆送材料上门，没有学好。为什么呢？原因就是没有把人家的精神学到手。大庆职能部门为基层服务的思想明确，熟知生产情况；我们不了解生产需要，送下去的材料用不上，工人自然不欢迎。

　　兰州化肥厂徐永春工长介绍他们厂学大庆的经验时说：以前我们学习大庆那样建立交接班制度，处处严格要求，但是由于人的思想没有跟上，收效不大，“严格要求”变成了互相挑剔，甚至影响到工人之间的团结。后来我们体会到，人的思想没有革命化，光是要求严格，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于是，我们便着重抓人的思想革命化，还轮流把班组长送到兰州炼油厂，学先进找差距。这样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收效就比较大。过去我们厂的设备状况不很好，影响生产计划的完成，现在设备的完好率大大提高，生产计划也完成得比较好。

　　新疆莫索湾拖拉机修配厂政委杨培臣发言说：我们开始学大庆时，先学职工宿舍“五条线”，后来体会到人的思想革命化才是首要的，便从组织职工学习毛主席著作入手。人们思想面貌改变了，出现了许多新气象。在这个基础上再组织文明生产，搞五好设备和工作条理化，树立了严细作风。过去，我们厂因为修理质量不高，一度弄到全年只接到八台拖拉机的修理任务。学大庆以后，修理质量提高了，许多农场都争着把拖拉机送来修。

　　西北国棉一厂厂长边丰在发言中谈到，企业学大庆，关键在领导。他说：一个企业学大庆学得好不好，关键是领导的问题，是企业党委的问题。我们认为，哪里有好领导，哪里都能出“王铁人”。工人都愿意学大庆，都愿意像大庆那样对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就看领导得好不好！

　　边丰还从中国工业发展的道路和方向的高度进一步谈了学大庆的问题，他说：要真正把一个企业办好，非学大庆不可，非走大庆的道路不可。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既然是方向，就要从上到下目标一致，有一个通盘的规划，不要只是喊一喊，抓一阵，就算了事。石油部系统为什么学大庆学得好呢？是石油部抓得好，抓住不放。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学大庆学得好不好，要上面来负责。责任还在我们自己。但是，要使本系统的企业成为大庆式的企业，领导机关就要学石油部那样从上到下，一抓到底。

　　玉门石油管理局代局长余群立对此深有同感。他在座谈会上说：群众学大庆的心很切，情绪很高，斗志很旺盛。一个企业学大庆学得好不好，问题在领导方面。大庆的群众路线就贯彻得很好。大庆的岗位责任制从哪里来的？从群众中来的。他们看准了，就一抓到底，抓什么就抓住不放，抓什么就什么成风。玉门很早就搞过巡回检查制，交接班制，但是谁也没有把它当成基层建设的根本问题抓住不放。因此，起来了，又下去了。

　　余群立还从领导方法与领导艺术的角度谈了学大庆的体会。他说：大庆的干部有很多都是从玉门去的。到了大庆以后，他们生龙活虎，办法很多，水平很高，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大庆的领导干部很注意用毛泽东思想去启发干部的思路，使人开窍，敢于破旧，敢于立新。我们对干部常常是把住不放，把许多活事都办死了。大庆对干部的批评也很严，有时批评得你满头大汗。但是，被批评的人口服心服。为什么呢？因为大庆领导干部很了解人，批评的是地方，能够激发人的干劲。要把大庆的这些领导方法、领导艺术学到手，需要我们狠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