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坚冰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泰斗严家炎先生。我考上他的博士生后才知道，严家炎先生不但也是金庸迷，而且早已在美国讲授过金庸问题。社会上有些黄口小儿散布谣言说严家炎自己喜欢金庸，就强迫学生都研究金庸，污蔑他是“误我青年，毁我文学”。其实我博士生读了一年，才和严老师互相发现对方是金庸迷，而且严老师从不束缚学生的研究方向，我们不过是巧遇同道而已。严老师的其他学生都对金庸研究不大感兴趣。我跟严老师的金庸观也并不完全相同，我的博士论文也并非写金庸的。我最佩服的一些导师往往都具有超人的学术勇气，严家炎先生那么高的学术声誉仍然锐意进取。他率先在北大开设了“金庸小说研究”课，后又出版《金庸小说论稿》。果然社会上枪林弹雨袭来，颇有踏平北大之势。照我的意思，根本不用理睬，严先生却一丝不苟，每责必答，那种儒侠风范令人格外感动。在严家炎先生促成下，北大授予金庸名誉教授称号，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金庸，跟他合了影。后来，北大又召开了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这时，我已经三十多岁，有资格说几句真话了。于是开始写点赏析金庸的文字，包括与严家炎、冯其庸、陈墨等先生一起点评了金庸的小说。一些学校和电台电视台轮番请我去讲金庸小说。那几年，社会上压制歧视金庸的正统力量很大，所以，我学习金庸研究先行者陈墨先生的策略，对金庸小说以热情肯定为主，采取一种坚决的抗争姿态。其实我对金庸小说包括金庸本人也颇有不满的意见，余杰先生、骆爽先生、迟宇宙先生的一些批评金庸的文字我觉得也很有道理。但是，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在极左势力全盘否定武侠小说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汹汹攻势下，首先要保护人民大众自由阅读的权利。只有在自由阅读金庸的前提下，才可能自由地谈论金庸小说艺术的是非得失。

　　进入21世纪，我们终于用艰苦的战斗拓展了在学术界谈论金庸的空间。金庸开始进入各种文学史。我还把金庸讲到了国外，把研究金庸的文章也发表到了国外。最近我参与主编的大学通俗文学教材中，我专门写了一章《武侠小说的革命巨人金庸》。我今后的研究重点仍是鲁迅老舍曹禺等作家，但金庸还是会经常遭遇的，因为这是一个四通八达的文化焦点。

　　遭遇金庸已经快二十年了，金庸已经成了一个有点碎嘴唠叨的老人，金庸作品改编的影视也越来越俗不可耐。但是我忘不了金庸小说带给我的感动和我知道的带给别人的感动。为了休闲，为了备课，为了研究，我肯定还要许多次打开金庸的小说。我不能预料当我四十不惑五十知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的时候，面对那些段落，还会不会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