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大渝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电视播音员，吕大渝曾是那个年代家喻户晓的人物。关于她，中央电视台陈汉元的介绍是最有趣的：

　　“1961年，我加盟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的时候，吕大渝就是播音员了。我写的稿子，不是沈力、赵忠祥播，就是她播，因此打交道的机会挺多。

　　“那时，圈里圈外有不少小伙子赛着追她。她呢，好像没心没肺，人没到笑声先到。末了，在圈里谁也没得逞，但是谁也没得罪谁。

　　“1978年，邓小平同志以副总理的身份访问日本，这是轰动世界的一件大事，中央电视台通过卫星天天都有大量的报道。我是报道组的副领队兼撰稿人。吕大渝是抛头露面的播音员和采访人。有一天，她穿了一件白色的上衣，配上一条白色的短裙，正在东京的街头进行报道。眨眼的工夫，围上来一大堆日本人。一位日本妇女惊讶道：‘哎呀，这不是天女下凡吗？’另一位说：‘啊，这是真的东方美人吧！’”

　　本文摘自吕大渝撰写的回忆录《走近往事》。

　　神 经 性 咽 炎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终于在1976年结束了。对中国人来说，那真是大悲大喜、大落大起的一年。

　　“文化大革命”中，虽然取消了电视播音员出图像，屏幕形象已不再是电视播音员的一个选择条件，但在广播学院培养出“文革”后第一批毕业生以前，中央电视台的播音队伍始终处于人员短缺的紧张状态，由广播学院毕业生补充播音队伍已成空想。中央电视台播音组的建制也发生了变化。新闻部增设了隶属播音员，专事新闻节目的画外音解说，调进的成员有邢质斌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部的刘佳。赵忠祥也调到新闻部去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仅由两位播音员维持工作。开始，只剩下了我和沈力。后来，调来了广播学院教师白钢。不久，沈力去做了《为您服务》专栏的节目主持人，只剩下了我和白钢。彩色电视开播，我又和白钢开始了寻找播音员的工作。从广播电台调来了一位女播音员以后，过了些日子，白钢就请调去体育部任职编辑，又是只有两个播音员维持工作的局面。

　　本来，播音员面对话筒，就像对着三两位朋友，一切娓娓道来，多么亲切自然。但自“文革”以来，始终要求播音员以高亢的声音播音，我大喊大叫了几年，声带已经受到很大损伤，可因为人手紧张，即使到了声带水肿、声带充血、甚至声带出血、大夫要求噤声的地步，都还得高调播音。无论我怎么用力，嗓子只是疲惫不堪、力不从心。

　　就在那个时候，我收到了一封对我声音状况大加非议的观众来信。在“追星族”尚未出现，电视机也并不普及的年代，那封寄自北京朝阳区的信件，内容翔实的程度和不友好的态度令我感到大有文章。

　　“文革”十年只存在着大喊大叫的播音风格，不慷慨激昂的声音似乎就是不革命的表现。对那封来信，我除了无奈，还能怎样？观众怎么能对因“文革”造成的电视播音员的紧缺和青黄不接，以及我带病坚持工作的状况有所了解、同情和体谅？况且，正像那时老百姓中流传的说法：50年代人帮人，60年代人整人，70年代个人顾个人。在那个人际关系扭曲的年代，我怎么能够指望那位观众来信充满友善之情，关切我的嗓子何以变成了那个样子？我是不是声带染疾还在工作？我需要什么帮助？

　　来到美国以后，我与早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记者的阎世伟成了挚友。小阎是诗人和画家严阵的女儿。她告诉我，在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中，她和爸爸最喜欢“灰嗓子”。“小辫阿姨”的年代早已逝去，我那时被他们叫作了“灰嗓子”。小阎的谈话使我感到些许安慰和温暖，但他们却怎么能知道“灰嗓子”内心的痛苦和无奈？

　　和所有从“文革”年代走过来的普通人一样，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文革”，也令我感到深深的郁闷和烦躁。我的儿子苗苗出生时，我曾给他取名为“建”，希望他能够对国家有所建树。但我很快就变了主意，把“建”改成了“剑”。鲁迅曾写道：中国需要“剑与火”，需要改革。“文革”中的中国，除了没完没了的破坏性的运动，还能建设些什么？我真期盼如鲁迅所说，来一场“剑与火”，荡涤掉中国社会令人压抑的一切。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的逝世，好似擎天柱的坍塌，使我深深地悲哀和惶恐。北京人十里长街哭送总理的悲痛场面，表现了中国人对国家命运无言的担忧和不安。

　　清明节，是中国人缅怀逝者的日子。1976年的清明，最早出现在天安门广场松墙和小树上的是小小的纸花。纪念碑周围也开始聚集了日夜不散的人群。不久，花圈越送越多。白天送去的花圈每到深夜就被收走，于是花圈越送越大，大到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工人，干脆带着焊枪，打着写有厂标的横幅，成群结队地把花圈的零部件用卡车运去，当场焊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平台上，再也没人能拿得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