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峥：光美同志，1956年9月，在北京举行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少奇同志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并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请您谈一谈当时的有关情况。王光美：党的七大是1945年4月在延安举行的，少奇同志在七大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现在常说，在党的历史上少奇同志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概括和论述，就是指这个报告。七大后，党中央忙于领导全国解放战争，以后是开国建国、恢复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一直十分紧张繁忙，所以到1956年才召开党的八大，中间隔了11年。1956年9月全国政协礼堂刚刚落成，那时人民大会堂还没有盖，所以八大是在政协礼堂举行的。八大的筹备工作在1955年就开始了。中央分工少奇同志负责准备八大的政治报告。为了切实调查清楚党和国家各个方面、各条战线的情况，写好政治报告，少奇决定一个一个地召集各部门负责人汇报座谈。当时薄一波同志是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少奇同志要一波同志为他组织这项工作。汇报座谈会从1955年12月7日开始，前后听取了30多个部门汇报，一直进行了3个多月。来汇报的都是各部的部长、副部长，汇报过程中少奇同志不时插话，讲一些意见，其中提到了要处理好沿海和内地、发展民族工业和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等关系。有时会上针对某个问题作些讨论。少奇同志在听取汇报时边听边记录，3个月下来一共记了十几个笔记本。那时我们家住在中南海西楼甲楼，汇报座谈会一般都在我们家一楼的会议室举行，我作为秘书大部分都参加了。少奇同志开会时抽烟比较多。那个年代部长们抽烟的也不少。会议室里整天烟雾弥漫，我就只好被动吸烟了，实际吸入的烟尘可能比他们少不了多少。本来是少奇同志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召集汇报，没有要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参加。进行了一段时间毛主席从外地回来了。有一天薄一波同志去毛主席那里，偶然说起这件事。主席就说这个办法好，要一波同志也为他组织一下各部门的汇报。这样，毛主席从1956年2月中旬到3月底，先后听取了34个部门的汇报。开头几次，少奇同志也参加了，后来因为有些部门少奇同志已经听过，再听就重复了，所以就在两个地方分别召开。黄峥：这次召集中央各部门汇报座谈，是毛主席、少奇同志对中国国情所作的一次宏观、全面的调查研究。在这些座谈调查的基础上，经过中央政治局的几次讨论，毛主席1956年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集中概括大家的意见，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王光美：是这样。关于这件事的前后过程，薄老在他的回忆录里讲了。他是当事人，讲得很清楚。后来又有一个反冒进问题。当时出现经济过热，已经暴露出不少问题。周恩来总理1956年2月首先提出要注意急躁苗头，5月少奇同志主持中央会议讨论了这方面的问题。会上确定了一个方针：经济方面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少奇当场交待中宣部长陆定一同志，组织写一篇《人民日报》社论。后来社论稿写出来了，题目叫《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社论稿先由胡乔木同志作了修改，接着少奇同志也动手作了修改。少奇改完后批给毛主席审阅。毛主席批示说“不看了”。在反冒进问题上，少奇同志和周总理、陈云同志等主管经济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是一致的。这篇社论发表在1956年6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少奇同志主持起草的八大《政治报告》，贯穿着一个精神，就是今后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换句话说，就是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对经济建设方针，贯彻了《论十大关系》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精神。在起草八大《政治报告》期间，少奇同志全力以赴，工作十分紧张。先是在北京，夏天到来时转移到北戴河。我陪他去北戴河了，在那里将近一个月。少奇差不多每天都关在房间里写，修改起草班子送来的初稿。那段时间要他吃饭特别困难，常常要叫几次，他才能停下手中的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