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和哥哥王光英（20世纪90年代）。

　　在兄弟姐妹中，光英和我挨得最近，只差两年，所以从小我俩一块上学、一块放学，老在一起。光英喜欢弹钢琴、唱京戏，喜欢看球赛，还当过啦啦队队长。他的朋友最多，经常带着一大堆人到家里来。旧刑部街28号我们家的房子，就租给了光英的一个同学宗德纯。光英大学毕业后到天津办厂，就是和这位宗先生合伙的。

　　在天津，光英认识了辅仁大学教育系女生应伊利，两人开始谈恋爱。当时应伊利还没有毕业，光英就又回到辅仁大学化学系读了一年研究生。他俩是1942年结婚的。等应伊利毕业后，两人又一起到天津办厂。工厂的名字叫近代化学厂，听起来挺有气派，实际上工厂很小，生产些化工原料。我记得家里为支持光英办工厂，还给了他几根金条。金条哪来的呢？当时社会经济萧条，物价波动很厉害，纸币一天天贬值，而我们家那时已经没有稳定的收入，于是就把多余的房子全卖了，换成金条，用以应付家庭生活和供我们上学。光英那时也积极寻找机会，想到延安参加抗日斗争。1944年，崔月犁同志约他谈话。记得会面地点是在北海公园大门里往东走的湖边上，那里绿树成荫，没什么游人，适合单独谈话。光英见到崔月犁同志非常高兴，一见面就开门见山说：“我想请你介绍我去延安。”崔月犁同志笑着说：“你不是已经在天津办了化工厂了吗？”光英说：“那是为了谋生找出路，但我认为真正的出路在延安。”崔月犁同志却耐心告诉他：革命是多一个人好，但就你的具体情况，到了延安，恐怕党还是要你做生意，你不要把做生意和革命截然分开，为共产党做生意，不也是为革命作贡献吗？听了崔月犁同志的劝告，光英留了下来。我有4个妹妹，除了前面说过的光和、光平，还有光中、光正。光中上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家政系。我三嫂严仁英看上了她，就把光中介绍给自己的表弟卢庄吉。卢家也是天津的大户人家。天津的几大家互相都有亲戚关系。全国解放后，光中想参加工作，但卢家规矩多，不让儿媳妇出来。后来光中就离婚了。她喜欢小孩，心地善良，照顾孩子特别细心，缝缝补补的事都会。那时我母亲正要创办“洁如托儿所”，就让光中来帮忙。我母亲任所长，光中任保教主任，具体负责托儿所的工作。一开始我母亲也没有想到要办托儿所。起因是我生了女儿平平以后，自己没有时间带，就交给我母亲带。那个时候干部们工作都很忙，听说我母亲这里可以带小孩子，纷纷把自己的小孩送过来，这样越送越多，就办起来了。当时收养小孩没有年龄限制，有不少是不满周岁的婴儿。许多同志义务到托婴所帮忙。我记得顾雅美同志常来指导儿童医疗，后来她是儿童医院的院长。北京师大第二附小校长王静同志的孩子也在托儿所，他本人就常在业余时间义务为工作人员补习文化知识。渐渐地他和光中好上了，后来他俩正式结婚了。60年代，他俩都调到山西大学工作。70年代末，光中调回北京，任北京西城区婴幼儿童保教实验院院长，并担任西城区人大代表和北京市政协委员。她还荣获全国妇联、全国儿童少年协会颁发的“全国优秀保教工作者”光荣称号。可惜，她在1989年患脑溢血去世了。妹妹光正出生时，有人送了我母亲一对玻璃花瓶，所以给她取了个小名叫双瓶。光正读的是高级助产学校。解放前她随光琦夫妇去上海，从此就一直留在上海，从事妇产科专业和医务领导工作。光正的丈夫李德宏在上海地下党时，曾同江泽民同志在一个党支部。他是一位石油化工专家，退休前是上海金山石化总厂的总工程师。光正曾任上海红房子医院（妇产医院）院长，上海第六人民医院院长、党委书记，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和上海市政协委员，现在已经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