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能在相当程度上容忍胡适的批评，当然也与胡适的批评总是从正面出发，总是能提出积极的建设性的意见有很大关系。对于胡适的正面意见，以蒋介石为首的党国要人，通常表现出很重视的姿态。“人权运动”时期，就在中下层党徒对胡适表现出忍无可忍的激愤时，“国舅”宋子文却约胡适晤谈，请胡适代他们“想想国家的重要问题”（22）在后来的生涯中，胡适与蒋介石等当政要人直接对话沟通、当面建言献策，更成一种常事。蒋介石们这样做，有作秀的成份，也有争取胡适们支持的用心，当然，也不无听取意见的诚意。

　　鲁迅为何不“敢”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解释起来比较容易。而胡适为何“敢”这样做，要说清楚则稍稍困难些，因为胡适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较之鲁迅要复杂得多。国民党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有不同观念的矛盾和较量，有不同派系的明争或暗斗。而胡适们之所以能尖锐激烈地批评国民党，甚至“敢”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也在某种程度上借助了国民党内部的思想和权力纷争，正如沈卫威先生所说，“是钻当局的空隙，利用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23）沈卫威的书中，对“《新月》背后的政治关系”有精彩的分析，在此就不赘述。

　　我知道，我并没有把鲁迅的不“敢”和胡适的“敢”说清楚。好在我真正关心的，也不是这个很具体的问题，而是鲁、胡两个同时代有巨大影响的知识分子不同的现实姿态和政治取向。——这个问题要说清楚，就更不容易了。

　　2003年2月15日

　　注释：

　　（1）见胡明《胡适传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67页。

　　（2）（7）收入《伪自由书》。

　　（3）（4）见《人权论集》。

　　（5）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205页。

　　（6）《自选集·自序》。

　　（8）“鸟政府”亦为胡适用语，见胡适诗《双十节的鬼歌》。

　　（9）收入《胡适文存二集》。

　　（10）见增田涉《鲁迅传》。

　　（11）（12）见《这一周》。

　　（13）载《新月》第2卷第8期。

　　（14）见《“好政府主义”》，收入《二心集》。

　　（15）《两地书·十二》。

　　（16）见胡明《胡适传论》第1032页。

　　（17）见《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18）见内山完造《鲁迅先生》。

　　（19）见《鲁迅评传》第161页。

　　（20）见《鲁迅评传》第101页。

　　（21）见《胡适研究》第二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版。

　　（22）见沈寂《论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

　　（23）见《自由守望——胡适派文人引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