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胡适即便如鲁迅一样对国民党政权满怀痛恨和敌视，他也不会如鲁迅一样盼望这个政权尽快“灭亡”，更不会认同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它。这里就显出“政治怀疑主义”与“政治工具主义”的区别。在胡适看来，国民党政权虽是一件并不理想的“工具”，但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若以暴力的手段摧毁这件“工具”，取而代之的“工具”未必就更理想，而国家民族却要付出血流成河的惨重代价。在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上，胡适是不相信有什么一蹴而就的方法的，他只相信“一点一滴的改良”，而不相信任何人能有一夜之间真正扭转乾坤的神力。所以对于以暴力的方式解决政治问题，他倒是有着深深的怀疑：“我们是不承认政治上有什么根本解决的。世界上两个大革命，一个法国革命，一个俄国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决了，然而骨子里总逃不了那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虽然快意一时，震动百世，而法国与俄国终不能不应付那一点一滴的问题。”（11）。

　　既然以暴力的方式摧毁这件“工具”并不可取，那怎么办呢？胡适的回答是：一点一滴地改造它。胡适在强调暴力革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强调：“我们应该把平常对政治的大奢望暂时收起，只存一个‘得尺进尺，得寸进寸’的希望，然后可以冷静地估量那现实的政治上的变迁。”（12）这也清楚地表明，胡适认为，唯一可行的 ，是以渐进的方式，一尺一寸地把“秘密结社”和江湖帮会式的国民党改造成现代民主政党，把中国改良成现代民主国家。这种观念，也就决定了胡适与国民党政权之间必然是那种既合作又对抗的关系。改造的前提是保存。如果这个“工具”从根本上被摧毁了，所谓“得尺进尺，得寸进寸”的“希望”也就无所附丽。所以，在国民党政权面临生死存亡时，胡适会从“道义”上支持它。改造还意味着要接近它、接触它、与它保持必要的“合作”，若是一味地疏离、回避、对抗，所谓“改造”也就无从谈起。当然，改造更意味着批判指责，意味着从正面提出要求，这同时也就意味着一种经常性的对抗。“合作”是手段，“改造”是目的，而没有“对抗”也就无所谓“改造”。从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到1962年胡适与世长辞，胡适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都可用“合作与对抗”来概括。

　　我们知道，鲁迅是怀着“试看最后到底是谁灭亡”的心态与国民党“战斗”的，而胡适则是怀着“补偏救弊”的目的对国民党进行批判、指责的。在“人权运动”爆发后的1929年7月2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态度是‘修正’的态度，我们不问谁在台上，只希望做点补偏救弊的工作。补得一分是一分，救得一弊是一利。”驱使鲁、胡二人批判国民党的不同心态，也决定着他们必然采取不同的批判方式。

　　“最好闭嘴”与“想想国家的重要问题”

　　鲁、胡二人对国民党的批判，在方式上表现出鲜明的差异。

　　鲁迅惯用杂文这种文体进行批判，通常都很短小、凝炼。而胡适则通常是用长篇论说文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见解。这种不同文体的选择，除了其他一些主客观原因外，恐怕也因为二人在政治学的理论修养上相差很大。鲁迅那些针砭现实政治的文章，之所以都写得短小精悍，也因为他其实不可能洋洋洒洒、长篇大论地谈论政治问题。说得直白些，鲁迅缺乏对政治问题进行刨根究底、瞻前顾后地分析、评说的理论修养（当然，他也不屑于具备这种修养）。而胡适几乎从不纯感性、纯直观地谈论政治问题，他总要依据自己的信念、自己的“主义”、自己的政治理论修养，并且还依据自己在美国对民主政治的目睹和参与，来对中国的政治问题展开论述，来表达自己的褒贬臧否。在这个意义上，胡适那些谈论政治问题的文章，是标准的“政论”，而鲁迅那些谈论政治问题的杂文，则不宜称作“政论”（当然，他也不屑于这种称呼）。

　　对于现实政治问题，鲁迅总是从反面出击，往往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抓住要害，一针见血。而且总是以嘲讽为基调的。鲁迅止于对现状的冷嘲热讽，却并不对应该如何发表正面的看法。当年，在与自由主义者的争论中，梁实秋曾写了《“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13）一文，其中说：“现在有智识的人（尤其是夙来有‘前驱者’‘权威’‘先进’的徽号的人），他们的责任不仅仅是冷讥热嘲地发表一点‘不满于现实’的杂感而已，他们应该更进一步的诚诚恳恳地去求一个积极医治‘现实’的药方。”梁实秋要求知识精英不要止于对现实的“冷讥热嘲”，而要正面地发表积极的、建设性的意见。这种要求首先是针对鲁迅的杂感而发的。鲁迅对此的回答是：“被压榨得痛了，就要叫喊，原不必在想出更好的主义之前，就定要咬住牙关。”（14）。说没有正面的意见要表达，就不能对现状表示不满，这固然荒谬。但时刻对现状感到不满的鲁迅本没有多少正面的意见要表达，却也是真的。鲁迅之所以在谈论政治现状时总是从反面出击，也因为他无法从正面发表政治意见（当然，他也不屑于正面地发表政治意见）。鲁迅没有政治上的“信念”要坚守，没有政治上的“主义”要宣传，所以，从反面谈论政治问题，也是极自然的选择。而从反面谈论问题，言必嘲讽也是难以避免的。鲁迅也曾有这样的夫子自道：“我------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15）好用反语，固然有性情、气质方面的原因，但本就没有坚定而系统的正面意见要表达，恐也是原因之一种吧。而胡适则不同。胡适对中国的政治，有一整套现实的设计，甚至有短期、中期和长期等不同时段的目标规划。这也使得胡适有可能总是从正面对国民党的政治提出批评；总是不但指出国民党做得不对，还指出为何做得不对，更详细地指出怎样做才对。正面的建设性的批评再尖锐，给听者的感觉也与反面的嘲讽是大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