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了这道理，就不难理解胡适为何长期对国民党持一种既拥护又批判的态度了。数十年间，胡适与国民党之间关系的基本面貌，可用合作与对抗来说明。即便在胡适与国民党政权合作得最紧密的时期，这种对抗也仍然存在。很严重的对抗并招致国民党的打压，有两次。一次是在1929年的“人权运动”时期，一次是晚年支持台湾的雷震等人组建“反对党”时期。这里只简略说说“人权运动”时期的情形。国民党建立全国性的政权后，蒋介石便开始极力推行“一党专政”，并积极谋求个人独裁，明显地表现出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的倾向。面对此种局势，以胡适为领袖的“新月派”掀起了一场“人权运动”，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对蒋介石本人，也发出了指名道姓的斥责。在“人权运动”期间，胡适一人就发表了《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知难，行亦不易》、《名教》等文章，不仅对国民党做出严厉的批判，而且矛头直指已被国民党尊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祖师的孙中山和已被国民党尊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全党最高领袖”的蒋介石。在《人权与约法》中，胡适指出“今日我们最感觉痛苦的是种种政府机关或假借政府与党部的机关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在胡适举出的国民党侵犯人权的事例中，有一例就是直接针对蒋介石的：“如安徽大学的一个学长（按即刘文典），因为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胡适的《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和《知难，行亦不易》两文，则是指名道姓地批判“国父”孙中山的，前者批判的是孙中山制定的“建国大纲”，后者批判的是孙中山“行易知难”的“哲学思想”。在前者中，胡适指出“中山先生的根本大错误在于误认宪法不能与训政同时并立”，因为“我们须要明白，宪法的大功用不但在于规定人民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规定政府各机关的权限。立一个根本大法，使政府的各机关不得逾越他们的法定权限，使他们不得侵犯人民的权利，——这才是民主政治的训练。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训练，政府也需要训练。人民需要‘入塾读书’，然而蒋介石先生，冯玉祥先生，以至于许多长衫同志和小同志，生平不曾梦见共和政体是什么样子的，也不可不早日‘入塾读书’罢？”在这里，胡适指着蒋介石的鼻子，要求他早日甘当“民主政治”方面的小学生。《知难，行亦不易》，更是对孙中山“行易知难说”的系统批驳。《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则是胡适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上，对国民党“反动思想”的严厉清算。胡适认为，国民党执政后，在几个十分重要的方面都背叛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因而是一种“反动”。文章一开头，就引述了国民党的中宣部长叶楚伧歌颂传统文化、宣称“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之类的话，然后指出：“我们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不能不宣告叶部长在思想上是一个反动分子，他所代表的思想是反动的思想。”接着，从“文学革命”、“思想自由”、“文化问题”三个方面，论证了国民党的“反动”，并且说：“我们要明白指出国民党里有许多思想在我们新文化运动者眼里是很反动的。如果国民党的青年人们不能自觉地纠正这种反动思想，那么，国民党将来只能渐渐变成一个反时代的集团，决不能作时代的领导者，决不能担负建立中国新文化的责任。------国民党的忠实同志如果不愿意自居反动之名，应该做点真实不反动的事业来给我们看看。”胡适在为国民党确立了几条改革目标后说：“如果这几件最低限度的改革还不能做到，那么，我的骨头烧成灰，将来总有人会替国民党上‘反动’的谥号的。”

　　不久，“人权运动”中的文章结集为《人权论集》出版，胡适所作的序言中说；“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胡适对国民党的反抗，不仅表现为言论，也体现在行动上。其时，在胡适任校长的中国公学内，不挂国民党党旗，不举行“总理纪念周”活动，这更是对国民党极力推行的一党专政的抗拒。

　　面对胡适等人的“挑战”，国民党方面立即行动起来，上海、北平、天津、青岛、江苏、南京等省市的党部一哄而上，群情激愤地要求“严惩竖儒胡适”、“查办丧行文人胡适”、“缉办无聊文人胡适”，后由教育部发出“训令”，对胡适予以警告。与此同时，国民党方面开动宣传机器，对胡适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各种谩骂、攻击的文字充斥上海的《民国日报》、南京的《中央日报》等报刊。这些批胡文章的一个中心论点是认为胡适的言行已确凿无疑地构成了“反党罪”。在批胡运动中，国民党要人潘公展亲自督战，后又将这些文章汇编成《评胡适反党义近著》第一辑出版，潘公展为此书题签书名，并且预告还要出版第二辑。批判胡适的文章结集出版，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我们知道，大陆五十年代的批胡文章，曾汇编成八大辑，由三联书店以《胡适思想批判》为名陆续出版，其他一些出版社也出版了类似的批判文集。与大陆批判胡适运动几乎同时，台湾也开展了清算胡适“思想毒素”的运动，蒋经国所控制的“国防部总政治部”印发了《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对胡适发动了总攻击。倘有人将1929年出版的《评胡适反党义近著》、1955~1956年出版的《胡适思想批判》和1957年印发的《向毒素思想总攻击》进行比较，一定饶有趣味。1955年6月，新文艺出版社曾出版过由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编辑的《胡风文艺思想批判》。批判自己的文章被结集出版，现代中国文化人中获此“殊荣”者，除了这二胡，我想不起还有谁。而从国共两方面都受到以此种方式表示的重视者，似乎只有一个胡适，仅此一点，也可见出胡适在现代中国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