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利无伦的张佩纶从来不攻击李鸿章，这同张佩纶之父张印塘与李鸿章是早年旧识有关。李鸿章回忆，“方江淮鼎沸，独君(张印塘)与鸿章率千百羸卒，崎岖于扰攘之际，君每自东关往来庐州，辙过予里舍，或分道转战，卒相遇矢石间，往往并马论兵，意气投合，相互激励劳苦。余谓古所传坚忍负重者，君殆其人。”1879年夏，张佩纶丁忧去职，收入窘迫，李鸿章在给前江苏巡抚张树声之子张华奎的信中说，张佩纶丰才啬遇，深为惦念，不如到北洋担任幕僚。张树声本是淮系中的第二号人物，张华奎在北京又同清流走得很近，人称“清流腿”。李张接近，是他为之拉拢牵线。后来张佩纶出京赴苏州迁庶母灵柩，李鸿章以资助营葬名义向其送钱。张佩纶在1879年9月10日日记中说：

　　申刻，合肥（李鸿章）来答拜。承假白金千两，为营葬之需。并委四兄充津捐局绅士，月领三十六金。先世交情之耐久如是，孤儿真感德衔悲也。

　　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使得官场的人际关系错综复杂。 1880年初，李鸿章在回复张佩纶给他的要求为张印塘作墓表的信中说： “鄙人与尊公为患难之交，承以表墓相属，奚敢不以文辞?”不久张佩纶过津，李鸿章邀其小住两旬。讨论水师将才、进退人事及北洋水师规模，并周览大沽炮台。从此他们私下走得很近。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谓：“佩纶初弹劾鸿章，鸿章以五千金将意，且属吴汝纶为介，张李遂交欢。”此说依据何在？不详。不过，李鸿章答应撰写的“原任安徽按察使司按察使张君墓表”，倒是吴汝纶代的笔。1883年底，张佩纶出任总理衙门大臣，他两三天就与李鸿章通一次信，署中大小事情都逐一报告，简直就像是李派进去的眼线。

　　清人李慈铭说：“近日北人二张一李(指张之洞、张佩纶、李鸿藻)内外唱和，张则挟李为重，李则饵张为用。”这是当时官场的普遍看法。但张佩纶与李鸿章早在中法战争之前就结成了紧密关系，却似乎从未为外人洞察，更没有发现他其实是李鸿章同李鸿藻沟通的一座桥梁。张佩纶前述日记中还提到：“高阳师（李鸿藻）以余南下，嘱合肥加意相待，可感也。”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张以二李为体，二李以张为用，才使得19世纪 80年代上半段的晚清官场显得色彩斑斓。

　　1880年1月2日，张佩纶与张之洞饭后高谈阔论，他们认为：

　　道光以来人才，当以陶文毅(澍)为第一，其源约分三派：讲求吏事、考订掌故，得之者在上则贺耦庚(长龄)，在下则魏默深(源)诸子，而曾文正(国藩)集其成。综核名实、坚卓不回，得之者林文忠(则徐)、蒋砺堂(攸)相国，而琦善窃其绪以自矜。以天下为己任、包罗万象则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直凑单微，而陶(澍)实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也。今左恪靖(宗棠)虽大功告成，而论才太刻、相度未宏，绝无传衍衣钵者。闻阎丹初(敬铭)得其精而规模太狭，李少荃(鸿章)学其大而举措未公，不知将来孰作嗣音也。

　　这是一个宏大的角度，与今人所论颇有不同。在这个视野中，二张认为李鸿章学陶澍之大而举措未公，可以说是有独到识见的。

　　但在私下，张佩纶似乎跟定了李鸿章。1882年，李鸿章因母亲去世，请假去武汉奔丧。行前，他安排张树声做自己的替手，在他丁忧守制期间，由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佩纶私下同张华奎约定，协助张树声进行北洋海军建设。但当张佩纶得悉李鸿章获朝廷挽留，将夺情复出，而李对他与张家父子的接近颇不以为然的态度，就不惜与张树声翻脸，通过李鸿藻控制的军机处，否定了张树声的提名，使张讨了个老大的没趣。

　　限于史料缺乏，有许多事情我还一时理不出头绪。比如张佩纶1882 年弹劾王文韶事件。张的原配朱芷芗的父亲是大理寺卿、长期担任军机章京的朱学勤。朱学勤十几年中深得恭亲王的信赖，协助其处理大量政务，“声气灼甚，外吏争走其门。”（李慈铭语）曾国藩谓之“学足论古，才足干时，枢辅之重器也”！张佩纶在京时，一直寓居在北半截胡同朱家，这个地点与李鸿藻、陈宝琛居住的丞相胡同紧挨，走动极为方便，陈氏诗中，有“十载街西形影随”之句。而王文韶的儿子王庆桢1879年娶了朱学勤另一个女儿，张佩纶就与王庆桢成了连襟，张王二家结了“新亲”。王文韶与张佩纶交谈后，认为他“学识人品俱好，可敬也”，显然，他也可以成为张佩纶攀附的又一座靠山。什么原因使得张佩纶非要同王文韶反目呢?张佩纶在奏折中表示：“臣与洪良品、邓承修、景廉及其子治麟均无一刺往来，而王文韶究涉姻亲，并无嫌怨，揆之人情，即不欲稍自贬损以阿附之，亦断无从而下石之理。实以机务至重，时会方艰，若不决去贪人，无以儆惕有位。血诚披沥，不敢顾私”云云，他是否就是这样地坚持原则、坚持正义，内中没有其他隐情?比如李鸿藻是否愿意借此机会搬掉同僚王文韶? 张佩纶难道就不可以像对待李鸿章那样，回避批评王文韶吗?

　　政治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利益场，恐怕没有什么单纯的“清流”。同样，李鸿章对张佩纶，既有欣赏的成分，又有利用的考虑，这是不言而喻的。

　　三